中国允许安乐死吗(安乐死在中国应不应该合法)

事实上，傅达仁在与病魔搏斗的过程中，就开始积极推动台湾通过安乐死法案，据医学界，他还多次上书政府，表示“我以自己、一位病魔缠身的84岁老人身份为例：自愿安乐死可以免除自身及家人痛苦，同时减少因高龄社会配套长照政策所造成的国家资源浪费。”

但“安乐死”在台湾并没有被提上议程，政府部门以公文回应傅达仁，称实施安乐死合法化对宗教、道德、社会都有深远影响，应该更审慎思考。

支持派

“实施安乐死是对病人生命权利和生命价值的尊重”

反对派

“看似很有人权的手段，一旦被放开后，是否会遭到滥用致使有人‘被安乐死’？”

基于道德、伦理、宗教、法律等诸多层面的争议，目前，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允许安乐死，其中包括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和瑞士，而只有瑞士的安乐死机构面向外国人开放。去年，104岁的澳洲科学家古道尔，同样是远赴瑞士完成了自己希望一死了之的生日愿望。

安乐死也不容易

很多人对安乐死充满了轻松幻想，可事实上这事儿并不是“医生打一针”这么简单。

本来救死扶伤的医生却要亲手抹去患者的生命，这对医生而言，是很残酷的，也违背医疗伦理。所以，即使是在安乐死合法的瑞士，医生也无权为病患了却生命。所以瑞士执行安乐死的机构并不是医疗机构，而是一个专设的“辅助自杀机构”。

瑞士有两大著名的安乐死机构——一家是为古道尔服务的EXIT（解脱），另一家是Dignitas (尊严)。其中位于苏黎世的Dignitas，在成立后的18年间，已经协助逾2000人了结余生，其中多数都是非瑞士籍人，主要来自英国与德国。它那“活得有尊严；死得有尊严”的宗旨令很多人神往。

BBC曾播过一部关于安乐死的纪录片：《如何死亡：西蒙的选择》，讲述了一位身患疾病的英国男人西蒙远赴瑞士安乐死的故事。

西蒙是一个精通四国语言学富五车并且热爱运动的英国中年男人，不幸的是他患上了运动神经元病，这种病一般会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里，逐渐丧失语言能力、行动能力，最终四肢麻木无力，呼吸短促，器官衰竭而亡。

西蒙在拿到确诊通知书时，坚决不选择姑息治疗，尽管他尚有老母在世，和妻子感情非常好，不愁卧病在床的看护问题，但他仍然无法忍受自己变成一台报废的机器，于是不顾家人朋友的反对，毅然决然选择安乐死，并将安乐死的日期定在自己生日这天。

△西蒙表达自己的死亡意愿

作为一个不堪病痛折磨的病患想要安乐死，有以下流程：

病人给机构发邮件递交医师报告

医生接待病人进行面谈

（如医生认为病人符合安乐死的条件）

医师将报告再呈递给另一名医生，做最后的审核

（如审核通过）

病人被允许实施安乐死

安乐死从申请到最后的执行、善后，每个阶段都会产生一定的费用。

以Dignitas为例，病人在免费填表登记后，Dignitas会寄来一个正式入会注册说明书与帐单。入会费加年费约300美元。之后审核医疗纪录的费用需付约4000美元。一旦审核通过，便可顺利开出安乐死药物，这段服务需再支付约4000美元。事后火葬及死亡证明发放费用另计，大概又要4000美元。也就是说，这趟安乐死之旅，代价逾1万美元，从申请到执行的整个过程大概要3个月。

当然，安乐死并不是付了钱就可以获得走向死亡的权利，瑞士安乐死法令也明确规定，协助安乐死的机构必须确认病患提供两个医生开立的诊断书，病患需意识清醒，充分认知安乐死定义与程序。要么是身患无法治愈的疾病，要么是身体承受无法忍受的痛楚或失去活动能力等。

西蒙身患不治之症，而在EXIT结束生命的古道尔教授虽无致命大病，但他无法忍受年老体衰的孤独与行动不便的沮丧，在意识上他能清楚的回答机构关于选择死亡的问题，并理智的表达“我不想再延续生命”的意愿。

△104岁的古道尔身体已经极度衰弱，希望自己“有尊严”地死去。

有人可能会疑惑，像古道尔教授这样无病求死的人，会不会受人胁迫被安乐死？

在程序上说，从病患自己的诊治医生到安乐死机构的医生都会层层核实，医生会依据病患原来的家庭医生、心理医生或医院的报告做评估。

获得安乐死权限的病患会在机构得到致命剂量的药物，这是一种麻醉剂，机构的工作人员会向患者详细介绍这个药物的性质和使用方法。

机构会为患者提供口服或是注射两种方式，药物一旦进入体内，可在30秒后进入睡眠状态，最后进入昏迷状态，因呼吸系统瘫痪而死亡，过程快速而且没有痛苦。整个过程有该组织的护理人员做监控录像，当地警察也会从旁待命观察。

△机构的Erika在向西蒙介绍安乐死中要用到的一种麻醉剂

死亡大门的钥匙

始终掌握在自己手里

直到最后一刻

仍可反悔

无论是口服还是注射，必须由自己亲自动手，打开开关，做出人生中的最后一个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瑞士两大安乐死机构都表示过，多数会员对安乐死还是很谨慎的，即使有医生开绿灯的许可，仅有30%的人最后获得安乐死服务。

△西蒙正在亲自动手打开药物开关

安乐死的国际争议

尽管古道尔教授选择了自己最理想的状态结束了生命，但他在人间仍有遗憾，古道尔不能获准在自己的家乡（澳大利亚）寻求协助来结束生命，因此不得不前来瑞士，他对这点很不满意。

在临终前的采访中，古道尔教授希望他个案引发的关注，能刺激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重新思考相关立法。

古道尔所在的澳大利亚，曾在安乐死合法化路上走在世界前列。1995年，澳大利亚“北领地”议会通过了全球首个自愿安乐死法。然而仅仅8个月后，这项法律就遭到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推翻。（“领地”由联邦政府直管，有一定立法权，但联邦政府有权废止领地法律。）

22年后的2017年，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通过立法，成为该国首个通过安乐死合法化的省份。尽管时任总理特恩布尔公开表态不支持安乐死合法化，但对于州议会的立法，联邦政府无权推翻。

仅从超过100小时的激烈辩论（包括两晚通宵审议），就能看出安乐死合法化的巨大争议。将于2019年6月生效的这项法律，设置了多达68条“保障条款”。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意识清醒，预期寿命不超过六个月的绝症患者”。古道尔并不满足这一条件。

BBC纪录片中的西蒙也是受限于这样的困境，他所生活的英国对待安乐死的态度更为复杂。

在西蒙遭受病痛折磨时，英国国会议员对安乐死法案进行了表决，这项法案提议通过一条新的法律，允许生命少于6个月的人申请注射死亡，如果这项法律通过，那西蒙就不用远赴瑞士，可以死在家里了。遗憾的是，社会各界对该提案争议非常激烈。这项法案最终以118票支持和330票反对被否决。

△英国民众安乐死法案在街头游行

选择生还是死应该是每个公民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支持这项法案的人有些备受折磨：

“我亲自照顾我的丈夫五年了

见证了生命如何变成了负担。”

还有些注重个体权益：

“谁想远渡瑞士？

为什么我们要远渡瑞士？

为什么不能如大多数人所愿，

在家中结束生命？”

反对者站在人性的制高点批判：

“我们是来保护社会上最弱势的群体，

而不是立法来杀害他们。”

安乐死会使人们慢慢走向不重视那些生命的不归路，这个担忧在法国同样备受争议。

法国的Vincent Lambert事件是安乐死的代表性事件。Lambert2008年因车祸成为植物人。只能靠人工维持生命，2013年他的治疗医生集体做出决定，根据2005年Léonetti法案向他的家人提议停止人工维持生命时，家庭成员意见不一，此案一直诉讼到欧盟人权法庭，最终安乐死未被执行。

2015年1月，巴黎掀起为Vincent Lambert继续治疗的请愿游行，示威者标语牌上写着：我是Vincent Lambert、死亡处方=医疗系统休眠。

这一问题背后还掺杂着社会问题，要知道许多国家对慢性病的医保报销比例并不理想，包括福利尚可的法国，近年来国家向卫生机构拨款也在逐渐减少。

人们担心安乐死一旦放开，是否会导致医院以“节流”为目的放弃对一些患者的治疗？有朝一日安乐死会不会被用来“施压”体弱的老人或疑难症患者结束生命？

当生命变成负担

到底如何选择终结？

目前，全球还有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和美国的部分州都通过了安乐死合法化。然而在这些国家，

对安乐死实施界限的质疑从未停息过。

在2002年就已通过安乐死合法化的比利时，选择安乐死的人数每年增长达27%，最近几年人数都在2000以上。有比利时医生对此抗议称，

“人们已经把比利时视为杀戮之国”

另一方面，实施安乐死的机构认为，外界对安乐死存在某些误解。Dignitas多次强调自己的性质：

我们其实是一个预防自杀的机构

机构的大部分工作是为医生、律师、病人、家人，当然还有想要结束生命的人提供实用和法律上的咨询，我们的初衷不是“怎样让人死”，而是“怎样让人活”。

安乐死的中国困境

对于安乐死，中国也从来不缺少呼吁和需求，但它还是与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相冲突。

对于很多中国家庭来说，一旦父母生病，治疗就是最大的意义，子女必须要竭尽所能，四处求医，奋力救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若放弃救治，很可能背上“不孝”的骂名。在这样的观念氛围里，提前结束生命的安乐死，很难取得最大公约数的认同。

同样，在现实操作层面，安乐死也面临很大的风险和争议。世人更大的担心在于，一旦安乐死合法之后，会有不法之徒会对其进行非法利用，达到合法杀人的目的。这样，整个社会就会陷入无限恐慌的境地。

纵观这些安乐死合法化的地区，我们发现，当地的人普遍能够享受充分的医疗保险，不用担心“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所以不会出现为了因无钱治病、而自行了断的悲剧。那些安乐死的案例也是“不差钱”的人。所以人们也会倾向于相信，安乐死行为的实施，是出于患者利益最大化的考虑，是患者本人内心真诚意愿的体现，而不是因为资源和金钱的匮乏或家庭利益的绑架。

而在医疗资源紧缺、城乡社会保障极不对称的中国，要推行安乐死的合法化，可能没有这样的心理条件和经济基础。相反，可能会让经济困窘人群的心态发生一些微妙灰暗的变化。

2014年，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刘燕舞在《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得出结论：

农村老人的自杀现象

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而这些悲惨到难以想象的自杀故事里，刘燕舞也震撼地发现了“他杀”的影子——

“

“有一个在外打工的儿子请7天假回家，看望病危的父亲。两三天过去，发现父亲没有要死的迹象，这个儿子就问父亲：‘你到底死不死啊？我就请了7天假，是把做丧事的时间都算进来的。’

老人随后自杀，儿子赶在一周内办完丧事，回城继续打工。”

”

尽管老人们主动选择了自杀，但这里面不乏有“利他”的因素。当往日的亲情不再，血脉之间的联系微薄，人情伦理被严重割裂，孱弱无力的老人自然看不到活着的希望。

为了“家庭利益最大化”，也为了不成为儿女的累赘，为了不在余生中忍受嫌弃的眼光，被榨干所有价值后、生无可恋的他们悲壮、绝望、无奈地进行自杀。

不难想象，如果安乐死合法化，这样被迫的自杀，则会有了更合法合理的外衣。

尽管老人是自愿提出的安乐死的请求，但旁人很难去评估，在经济的重压和冷漠亲情的劝说之下，这样的请求里能有几分真实。

更何况，在操作过程中，安乐死还面临着多重风险。毕竟，正确判断患者是否具有实施安乐死的条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它需要

医生严谨专业的判断

精准医疗设备的配合

以及

一套完善的监督体系

我们是否有条件

建立像荷兰一样的专门医学审查机构

审查人员和一套严格的审查程序？

国人是否愿意

将安乐死执行权授予医生

或某一特定团体？

对于这样一个陌生的课题，

一旦发生具体的纠纷，

我国是否有足够的法律资源提供支持？

这里面的任何一个环节，只要被经济利益所攻破,

安乐死

就可能会沦为

合法杀人的利器

人们或许可以制定严格的措施来进行规避，但再严格的规章制度也难免有人不遵守，或者被人钻空子。

考虑国内目前的社会环境

医患关系和诚信水平

想必社会各方

都

很难承担其中的风险

所以，很多人认为，与其呼吁安乐死合法化，打开潘多拉的宝盒，承担意想不到的风险，不如推动缓和医疗和临终关怀的发展，关注并减轻病人的痛苦，最大限度地改善他们生活的品质，既不加速也不拖延死亡。这样既能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避免安乐死引发的纷争，也能以顺应伦理的方式，让患者自然、尊严地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