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简介(冯友兰介绍)

“民国风范”专栏简介

三智书院公众微信平台在每周五开设“民国风范”专栏，为大家介绍王国维、熊十力等民国学者。他们接续历史，又瞻望未来;他们吸吮于诗书，洗礼于五四，养成于西学，以讲台为阵地，以书刊为舞台，或孜孜于传统文化的批判与改造，或倡言西方自由、民主和法治。但无一不是希图用自己全部生命在大学这块"净土"上去构造个人的立命之所，社会的精神家园;他们在黑暗中喊出的民主和科学，至今仍是我们尚须努力奋斗的方向。通过回顾他们的故事与思想，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传统士人的言行操守，也能迎面感受到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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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1895.12.04~1990.11.26)，字芝生，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祁仪镇人。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四届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

有人曾这样评价，中国哲学的历史上，冯友兰是一座难以超越的山峰。在他的著作中，冯友兰曾这样写道：“在中国，自古以来研究哲学就不是一门职业，因为每个人都在哲学之中，学习哲学不是让人成为某种人而是得以成为人，它是关于日常伦理的，实用但并不浮浅。哲学不单是一种智力游戏，而是比这严肃得多的东西。”他的一位同行也说过，在极端情况下，他的哲学甚直可以说是他的传记。

冯友兰先生的逸闻趣事

冯友兰全家在清华大学乙所院中合影，中为冯母吴清芝 ，左二为冯妻任载坤，右为冯友兰

首排四子女左起：长女钟琏 长子钟辽 次女钟璞 次子钟越

【逸事】

冯友兰儿时，母亲对冯家兄妹读书学习严格要求。当时没有钟表，母亲为了严格作息时间，便在地上画线，当日影移至某线时，方可休息，又移至某线时，立须读书写字。

冯友兰兄弟姐妹五人，除了胞姐温兰早嫁、胞兄新兰早殇之外，其余三人皆成才：冯友兰为中国哲学界的泰斗，弟弟冯景兰是我国着名的地质学家，妹妹冯沅君是我国现当代有名的作家和古典文学专家，这就是着名的“唐河三冯”。这与冯友兰母亲的培养和教育是分不开的。

冯友兰追忆，母亲是封建社会的完美女性。冯母的良好品性对冯友兰影响很大：不但使他走出了失去慈父的阴影，而且使冯走上了积极的人生道路。冯母坦然对待生死的生活态度也影响了冯友兰，她曾对冯友兰说及人生在世，不一定要长命百岁，最主要的是把要做的事做完了，走了也就无憾了。

1911年秋，辛亥革命暴发，冯友兰就读的开封中州中学停课。16岁的冯友兰自开封乘马车返乡，行至汝坟桥，投宿一家客店，墙上题满了诗。冯想起其父在汝坟桥一家店内的墙上曾写有几首诗，传咏一时，他便在投宿的店内墙上寻找。事有凑巧，其父果然就在这家客店里投宿，没费多大的周折冯就找到了父亲所题的壁诗，中有一首云：“苦教夫婿觅封侯，柳色青青怕上楼；谁料天涯仍落拓，相逢莫问黑貂裘。”（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于清光绪己丑年中举人，到戊戌年考中进士，诗句是己丑年至戊戌年间会试落第回家途中，经汝坟桥投宿时，在客店里写的）。

冯父曾任清县令，冯友兰和母亲弟妹刚到城外，城里便派出大轿子，请冯母上轿。进城门时，鸣礼炮三响，到公馆时，又鸣炮三声。等到一个多月后，衙门腾出来，将冯母接进衙门时，又是全副仪仗，到衙门口，鸣炮三声。后来父亲告诉冯友兰，一个官员的仪仗，太太可以用，老太太（官员的母亲）可以用，老太爷（父亲）不能用。老太爷到儿子的衙门，只可以如普通人一样悄悄进去，老太太到了，却可以用全副仪仗，大张旗鼓地进去，太太也是一样。这就叫“妻以夫贵，母以子贵”。冯友兰认为，这是对贤妻良母的补偿，也是女子“三从”的表现。

冯友兰回忆，清华当时流传一种说法，说清华有神仙、老虎、狗：教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职员是狗。

1938年，长沙临大迁至昆明的途中，冯友兰撞伤了胳膊，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胡子一直没有刮，从此，他便开始蓄须，直到十年动乱时期才剃去。

长沙临大时期，清华在岳麓山建新校舍，潘光旦与冯友兰、陈岱孙、施嘉炀（时任清华土木工程系主任）等前去参观。校舍旁有农业学校，校有蚕室，占清华新址之一角，临大准备将此地用作土木工程系教员宿舍。潘笑问施：“公等何日可下蚕室？”冯友兰喟然曰：“是真所谓文章误我，我误妻房！”（“蚕室”是一个典故，唐代李贤注《后汉书》云：“蚕室，宫刑狱名。有刑者畏风，须暖，作窨室蓄火如蚕室，因以名焉。”意思是说受过宫刑后的人怕风，喜暖，在地下室生火养病，生火的地下室就像养蚕的暖室一样，后来就以“蚕室”来指代宫刑牢狱。潘是以典故来引起联想，造成戏谑的效果。冯巧对“文章误我，我误妻房”出自《琵琶记》唱词，既是对潘光旦的回应，也巧妙地点出战争期间，妻离子散、流离颠沛的悲剧。）

印度学者罗德到西南联大演讲，冯友兰对他说：“印度佛学是消极的。”罗德并不辩白，只是说：“你不懂吗？请你去请教你们的佛学大家汤用彤教授。”

宗璞回忆，抗战后期通货膨胀加剧，物价飞涨，联大教师们的生活极为困难。一个月工资几百万，但不到半个月就用完了。于是联大教师组织了一个合作社，公开卖文、卖字、卖图章，冯友兰卖字，可是生意不好，从来就没开过张。

冯友兰难得有真情挥洒的时候。一年春节，冯友兰在地安门邓以蛰寓所与邓、杨振声及日本人小熏良四晤谈，喝了十二瓶黄酒，一夕大醉。

冯友兰的须发皆长，西南联大哲学系有一位学生曾贴出一张大字报，说如果人人都学冯先生，那昆明的理发店就要失业了。中文系教授罗常培也开玩笑说：“冯友兰先生要讲《论风流》，不知道是他的胡子比闻一多先生的风流呢，还是他说话结结巴巴的风流呢？”

抗战爆发后，吴宓南下时曾赋诗一首，中有“相携红袖非春意”之句，冯友兰认为此句极不得体。当时冯友兰和闻一多住的教授宿舍楼前有一棵蜡梅，正值蜡梅盛放时节，站在楼上的栏杆旁，恰与蜡梅相齐。一日，冯、闻二人又谈起吴宓的“红袖”诗，闻一多随口道：“每饭不忘‘红袖’句”，冯友兰接口道：“凭栏惟见蜡梅花。”

1948年，冯友兰从美国带回一台冰箱，当时是整个清华唯一的一台，当时全北京城也不多见。后冯得知清华校医院需要，当即就捐了出来。

冯友兰的子女无一人从事哲学研究，他常在家中讲一个笑话：有人问他，家中子女为何无一人“子承父业”，他很幽默地一笑置之：“那是我深知哲学之无用。”

冯友兰回忆，“文革”中，北大四门大开，随便进出，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北大，晚上就在校园里的空地上睡觉。冯住的园内晚上也睡着很多人，时已入秋，夜间很冷，但没有一个人要求进屋。一天，冯家只有任载坤一人在家，来了几百人要求进屋里看看，任不敢开门，于是有人隔着窗户说：“你大概是怕我们人多，进去秩序不好维持，我负责把他们组织起来，只进去绕一圈就出来。我保证维持秩序。”任这才敢开了门，他们果然按次序进来走一圈便出去了。看完后，组织者对任说：“你现在相信群众了吧？”任载坤说：“你们真是毛主席的好群众，像这样的群众我相信。”

1921年北大留美校友与赴美考察的蔡元培先生合影。二排左一为冯友兰，前排左五为蔡元培。

【嗜好】

冯友兰喜欢收集旧兵器。冯在自述中说：“我家里的上辈，有一代是习武的。在我的祖母的房里，遗留下来许多兵器，我小的时候常同堂兄弟们拿出来玩。家里有个护院的拳师，教我们使用这些兵器，所以养成一种爱好。”

冯友兰爱逛古董店，但他“所收罗的并不是夏鼎商彝，而是明清两代遗留下来的旧兵器”。冯在东四牌楼附近的弓箭大院（从前制造弓箭的地方）觅得上百支箭，箭有各种各样的箭头，特别是响箭，制造精致。

在昆明时，冯友兰常去文明街的夜市淘旧兵器。冯钟辽在《父亲冯友兰先生收集的兵器》一文中记载：“有一次（父亲）买回来了一柄像匕首而无刃的无刃刀。刀身窄扁。平刀头没有尖，也许可以当改锥用。刀柄做得很考究。刀柄中空，做工有似象牙的雕镂方法，可是是铁做的。用玲珑剔透形容刀柄就很恰当。我也觉得那把刀有意思，就把它夹在书包里带了去学校。我那时候住校。下课以后在宿舍拿刀出来看。一位同学问我在干什么。我说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可是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同学拿刀一看，忍不住大笑。说这是把烟刀，挑烟用的。我知道很多同学家里有烟具，当然深信不疑。周末把烟刀拿回家去，放回原处。父亲后来是不是也知道那是把烟刀？我是没说，我也没问。”

后来，冯友兰将各式兵器共有六百一十九件捐献给国家，他说：“这些东西，我藏有几百件，曾在清华开过一次展览。新中国成立以后，我都捐献给历史博物馆了。历史博物馆又把它转送到别的博物馆去了。”

冯钟辽回忆：“按照我的记忆，抗战将要开始的时候，在清华收集的那些兵器都捐送给了燕京大学了。大约在捐赠以前，在清华大学举行了一次展览，也有一说，展览是在复员后举行的。以后可能又转到了有关部门。家里有一幅文化部颁发的奖状，言明收到冯友兰先生捐赠各式兵器六百一十九件，纸上的时间是1959年。最近在历史博物馆找到了这批兵器。妹妹宗璞曾去看过，见保存完好，还是从前的老样子。应该说这是它们最合适的去处。”

1959年10月，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冯友兰与夫人合影

【偕老】

1911年，十八岁的冯友兰考上中州公学，同年，他与表妹吴淑贞结婚，可谓双喜临门。不幸的是，吴淑贞于1916年病故。

两年后，冯友兰经金松岑介绍，与任载坤结为夫妻。任载坤，字叔明，河南新蔡人，长冯友兰一岁，是辛亥革命元老任芝铭之女。民国初年，任载坤进入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学习。

冯友兰与任载坤结识，并得到双方家长同意后，二人订婚。1918年，二人毕业后，在开封结为秦晋之好。至此任载坤一生陪伴在冯友兰身边，荣辱与共，风雨同舟，为冯的学术事业奉献了一生。

任载坤承担了家中全部的家务，冯友兰在家中是一个“甩手掌柜”。冯的堂妹夫张岱年曾经感叹：“在家中谁也比不上冯先生的，冯先生一辈子从来没有买过菜。”对此，宗璞则说：“说一辈子没买过菜也是假的，随西南联大在昆明时，母亲身体不好，父亲也曾带我赶过集，不过父亲确实很少做饭，‘君子远庖厨’这句话放他身上合适不过。记忆中间只有一次，父亲和我一起做饭，条件不好，得先把松针编成辫子一样的‘松毛’盘在炉子里做引火，上面放上炭。我们怎么也生不着火，弄了半天，哈，出来一锅煳饭！后来我上大学时写一篇作文记述此事，记得有‘煮饭则有黑无白’一句，因为活泼生动，还博得老师赞赏…”

在蒙自的时候，许多教授都孤身一人南下云南，未携带家眷，任载坤为了给他们改善伙食，便于周六轮流请他们到家里吃饭。虽只是炸酱面、摊鸡蛋、炒豌豆尖等家常菜，但对于不会料理家务的教授们来说都是美食，朱自清曾笑夸任夫人做的炸酱面好吃极了。

抗战后期，物价飞涨，冯友兰的工资根本不足以养活全家人，卖字又从未开过张，任载坤便在小学旁边设油锅卖麻花以补贴家用。

1966年7月，冯友兰家中被红卫兵抄家，文物书籍全部封存，工资扣发，每个月只给冯友兰夫妇24元生活费；8月份红卫兵又将冯家的存折和相机等稍微值钱的东西拿走，封锁了住房，规定冯氏夫妇只能住其中一间。以后的两年多时间，任载坤只能在小院里露天做饭。冯家当时住在燕南园，居委会规定，已经古稀之年的任载坤必须打扫燕南园道路。任身体不好，她不仅要照顾冯友兰的生活起居，还要完成劳动改造，冯对此特别歉疚。他在11月的日记里说：“近几个月来，我的爱人为了帮助我思想改造，为了照顾我的生活，费尽心力，历尽辛苦。她本来又有心脏病，还是带病支持。这两天就觉得心慌背痛，今天早晨又头晕，还勉强于五点钟就起来，为我准备早点，旧病发了，这都是我带累的。”

不仅如此，北大的批斗会，无论是否与哲学系相关，冯友兰都要去接受教育。任载坤担心丈夫发生意外，每次都陪冯去，冯在里面开会，她就在门外等候。批斗会一般要开到深夜，任一直守在门外，不时很有礼貌地敲门问道：“你们批完了吗？”

冯友兰回忆道：“叔明见我夜里不能回家，很不放心，她每天上午提前吃午饭，吃了以后，就走到办公楼前边，坐在台阶上，望着外文楼，看见我跟着队伍出来吃饭，她就知道我又平安地过了一夜，还没有死，她就放心了。第二天照样再去等。那里有几块石头，我说那几块石头可以叫‘望夫石’。”

因为夫人的细心照料和全心全意的支持，冯友兰度过了人生最低谷的时期。不幸的是，1977年，饱受病痛折磨的任载坤因病逝世，冯友兰痛作挽联云：“在昔相追随，同荣辱，共安危，出入相扶将，黄泉碧落君先去；从今无牵挂，断名缰，破利锁，俯仰无愧作，海阔天空我自飞。”

冯友兰曾经题诗赞美人生路上对他有重大帮助的三位女性：母亲、妻子和女儿宗璞，其诗云：“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

1991年12月22日，张岱年在冯友兰的安葬仪式上赞扬了冯的一生对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他特别提出，要向在冯友兰身后默默支持的任载坤女士表示敬意。

1963年,毛泽东亲切会见冯友兰

【坎坷】

30年代，冯友兰曾到苏联游历，回国后，他根据自己的见闻做了两次正式演讲，讲述在苏联的见闻。此事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怀疑。1934年11月28日，警察到清华逮捕了冯友兰，并将他关押到保定的一个“行营”（看守所）。第二天，何应钦来电报，冯被释放。事件发生后，举国哗然，鲁迅在给杨霁云的信中说：“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这次事件对冯的震动颇大，他此后选择了更加谨小慎微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前后，许多人向毛泽东写信表态。1949年10月，冯友兰也写信给毛，表示过去他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在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过了几天，有人送来毛的回信，信很短，毛在信中说：“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三十多年后，冯终于明白了毛信中“老实态度”的意思，冯说自己要用五年运用马克思主义写中国哲学史，是“夸夸其谈”，“不是老实态度”。

1949年以后，冯友兰一直是被改造的对象。张岱年曾说过，冯先生地位特殊，不仅没有“言而当”的自由，甚至没有“默而当”的自由。

1951年，冯友兰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印度总统普拉沙德介绍冯的学术贡献时曾提及其的《中国哲学史》和《贞元六书》两部作品。外交部得知后，立即致电代表团，说普氏的介绍有问题，要求冯于适当时机更正。此后，冯友兰在加尔各答访问时，在演讲中应外交部的要求说：“中国革命成功，我认识到我过去的着作都是没有价值的。”

50年代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冯友兰多次检讨交待，甚至不惜上纲上线，以有说无，但就是无法过关。组织上让冯的好友金岳霖去做冯的工作，帮助冯转变。一进门，金就大声说：“芝生啊，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彻底交代呀。”说着，扑上去和冯抱头痛哭。

“文革”开始后，有人对冯友兰的夫人任载坤说：“你们要准备啊，首先要把铺盖收藏好，他们抄家往往会把被子撕成一条一条的，没有铺盖，天冷了怎么办？”可冯友兰夫妇并没有准备，7月下旬的某晚，红卫兵前来抄家，不过只是将封条贴在门旁的墙上，冯友兰夫妇还可以自由出入。不久，红卫兵又在冯友兰的院门口贴上“冯友兰的黑窝”六个大字。冯的女儿宗璞被戴上了纸糊的高帽子，上书“冯友兰的女儿”，而在沈阳工作的儿子冯钟越的罪名则是：“冯友兰的儿子。”五岁的孙子冯岱则被北京六一幼儿园勒令退园。

红卫兵要求冯友兰将书送到指定地点，冯友兰说：“我所有的书除了马列毛主席着作以外都是封资修一类的书，数量不少，上哪儿去找运输工具呢？再说送来，你们这里也放不下。”红卫兵想想确实如此，就没有强制冯送。后来又来了一批红卫兵，要求冯将书送去，冯说了困难后，他们说：“这样吧：我们在你这书架子上贴上封条，就不必送了。”这个办法，算是救了冯的书，其他人的书因来回搬来搬去，大量损毁。

北大最初没有统一的红卫兵组织，一个系的红卫兵抄完家，另一个系的又来，冯友兰等人烦扰不堪。一次，某系红卫兵发现冯家桌上有一张冯的大儿子冯钟辽从美国寄来的照片，便大发雷霆：“为什么有穿洋装的人的相片，这是崇洋媚外，赶紧把它烧了！”任载坤慌忙将照片烧掉，结果刚烧完，又来了另一个系的红卫兵，发现院内有纸灰，便大发雷霆道：“你们刚才烧了什么？”答：“烧了一张相片。”他们说：“相片怎么能烧？这是消灭证据！”幸好前一批红卫兵还没有走，任载坤慌忙解释，这才算没事。后来，红卫兵之间达成协议，一个系的红卫兵只能管本系的人，哲学系的红卫兵通知冯友兰说：“以后只有我们系的红卫兵来，你们才可以开门让他们进来，如果不是我们系的人，无论什么人来都不要理他们，无论他们怎样拍门，都不给他们开。”冯友兰这才清净了许多。

北大动乱时，冯友兰得了前列腺肥大，医生说根治要进行手术，冯友兰怕住院会被说成逃避运动，就先吃药，但因无效果，便决定到协和进行手术，协和没有床位，冯又转至北京医院，求助原来认识的医生，医生答应为其进行手术，并为冯安排了床位，结果第二天这位医生便受了批评。第二次手术前，主刀的医生便被打倒了，医院勒令冯友兰出院，冯只好回到北大。次日，冯友兰便带着尿瓶子被拉出去参加批斗会，但因为他的身体状况，红卫兵免了他的“游斗”。此后，几经周折，冯再一次住进北京医院，完成了手术。

冯友兰家中天天有人来抄家，红卫兵将一张凳子放在院子里，让已经71岁的冯友兰站在凳子上。红卫兵限制冯友兰的住房，将卧室贴上封条，天冷了，封条不敢拆，任载坤找红卫兵要卧室的钥匙，红卫兵互相推诿，穿着单衣的冯友兰只好披条麻袋御寒。

“文革”中，北大很多教授“蹲牛棚”（隔离审查）。教授们须排队早请示晚汇报，排队时必须报数，同时要自报政治帽子，冯友兰个子高，排在第一个，他说：“报数！我叫冯友兰！是…是反动学术权威。”红卫兵说：“不行！重报！你这是避重就轻！你是反动学阀！”冯便改口：“我，我是反动学阀。”洪谦害怕红卫兵说他避重就轻，就说：“我叫洪谦，反动学阀！”红卫兵说：“不对，你还不够格，你是反动学术权威！”洪吓得连忙改口。冯定随后自报反动学术权威，红卫兵大骂道：“你不就是写过一本《平凡的真理》吗？你还想往反动学术权威里钻！你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蹲牛棚”期间，冯友兰饭照吃，觉照睡，早餐是一个窝头，两大碗玉米面粥，一分钱的咸菜丝。咸菜不少，一般人都吃不完，唯冯友兰不够。经郭兰芳提醒，冯曾大着胆子向红卫兵要两分钱咸菜，红卫兵瞪大眼睛说：“人家一分钱咸菜都吃不完，你还吃两分钱的，你怎么吃这么多？”冯答：“我…我吃的多。”虽受了斥责，但他的要求居然得到了满足。

冯友兰幼子冯钟越是航天工业部主任工程师，有名的飞机强度专家，但51岁便去世。他长年在西北黄土高原上工作，原本冯友兰可以活动活动，将儿子调回北京，但冯却没有这么做。幼子逝世后，冯含泪题联：“是好党员，是好干部，壮志未酬，洒泪岂止为家痛；能娴科技，能娴艺文，全才罕遇，招魂也难再归来。”

生命最后的几年间，冯友兰旧病丹毒复发，1983年，冯友兰又被诊断患有浆细胞骨髓瘤，并且是恶性。他住院的频率极为频繁，几乎都是女儿宗璞陪着他在各个医院打游击战。在这样的身体条件下，冯友兰竟然完成了150万字的着述。

冯友兰后半生经历艰辛坎坷，宗璞觉得，这么多年，父亲冯友兰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判、谩骂和打击，成为众矢之的，却不发疯也不自杀，仍然在他的哲学天地里遨游，真是非常勇敢，非常了不起。

女儿宗璞与冯友兰

【故去】

1990年12月4日，是冯友兰95岁诞辰，北京大学哲学系早已做好准备，邀请海内外着名的哲学史家、文化史专家参加庆贺冯诞辰95周年会议。

有人担心冯友兰的身体，害怕他不能支持参加开幕式。因为这几年间冯身体不好，是医院的常客。但让大家意外的是，冯每次都能平安出院，坚持进行《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

十年前，85岁的冯友兰决定开始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全书计划为七册。有人怕他不能在有生之年完成，建议他直接从第三册开始，因为60年代他已经出版过两册《新编》。但冯坚持重写。十年来，冯友兰辗转于家与医院之间，并且后来耳目聪明俱失，但他却坚持着述。1990年的6月15日，冯友兰终于完成此书的写作。

冯友兰完成此书后，宗璞既喜又忧。亲友们提醒冯友兰说，你还有一本计划中的书《余生札记》没写呢！但是，冯的身体已无法再支撑下去了。

9月2日，冯友兰往台北发了一封唁电，吊唁不久前辞世的钱穆。11月26日，晚上8点45分，冯友兰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代哲人归于道山。

这一天，离冯友兰的95岁寿辰仅差7天。本已准备好的寿筵，变成了葬礼。

1985年冯友兰已是90岁了，《中国哲学史新编》还有四册需要完成。

【评说】

“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这些人都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

——1968年秋天，冯友兰因为毛主席的这段话从“牛棚”被放回了北大的燕南园57号小院

韩国前总统朴槿惠说：“在我最困难的时期,使我重新找回内心平静的生命灯塔，是中国著名学者冯友兰的著作《中国哲学简史》。” “自与《中国哲学简史》相遇，我恢复了心里的宁静，明白了之前所不能理解的许多事情。所谓人生，并不是与他人的斗争，而是与自己的斗争。”

张岱年说：“当代中国哲学界最有名望的是熊十力先生、金岳霖先生和冯友兰先生，三家学说都代表了中西哲学的融合。在熊氏哲学体系里，‘中’层十分之九，‘西’层十分之一，金先生的体系可以说是‘西’层十分之九，‘中’层十分之一。唯有冯友兰先生的哲学体系可以说是‘中’、‘西’各半，是比较完整的意义上的中西结合。”

周国平：我为什么推荐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里面当然有很多人写过，包括胡适他们都写过，那么我觉得还是冯友兰讲得最清楚。冯友兰的文字是很好的，冯友兰写得很明白，很通畅。

陈来：中国哲学里，我推荐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部头很小，讲中国哲学发展的基本过程和问题。它本来是写给美国人的，非常通俗易懂。对于所学专业不是哲学的学生是最基本的。在世界上还没有见过第二本这样的书。

刘文典为人狂狷，但极为推崇陈寅恪和冯友兰，他常对人说：“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是一个，冯友兰是一个，唐兰算半个，我算半个。”

在西方大学中，凡开设中国哲学课程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第一本必读之书。

曹聚仁称赞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理学》等着作至少可以和章太炎的《说名》、《说性》等名篇并驾齐驱。

饶思诚认为，冯友兰的《新理学》“只是旧瓶装新酒，非独到之作”。

何兆武对冯友兰并无太多好感：“冯友兰对当权者的政治一向紧跟高举，像他《新世训》的最后一篇《应帝王》等等，都是给蒋介石捧场的。在我们看来，一个学者这样做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有失身份。”

“文革”后，冯友兰进行了好几次检讨，说自己在“文革”的时候犯了错误，违背了“修辞立其诚”的原则。一次开会，何兆武遇到涂又光，涂正在河南人民出版社编《三松堂全集》，何问涂，冯先生的历次检讨收不收，涂说不收，“因为那都是言不由衷”。

何兆武则以为：“冯先生的检讨是他平生着作里最值得保存的一部分，因为它代表了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自我反省的心路历程，有极为典型的历史意义，可以算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思想状态的结晶。所以，不但不应该删掉，反而真应该给它出个单行本，为当时中国整个文化界、知识界留一份典型史料，这甚至于比他的着作还重要，更有价值得多。学术可以否定，可是作为历史的见证，他的检讨永远具有史料价值。”

《信念的旅程•冯友兰传》的作者说：“作为中国哲学的一部分，冯友兰已经融入中国哲学史中。”

冯友兰去世后，灵前高悬的一副对联写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求仁得仁，安度九十五岁；誉之不加功，非之不加沮，知我罪我，全凭四百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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