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樵的简介(王亚樵全传)

20世纪的上半叶，中国涌现出了不少的职业政治杀手，而其中最有影响、最有个性的，恐怕就要数王亚樵了。王亚樵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将暗杀行动作为其反蒋、抗日的主要手段，曾先后组织行刺过安徽建设厅长张秋白、上海招商局长赵铁桥、财政部长宋子文、国民党主席蒋介石、关东军司令官白川大将、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国民党副主席汪精卫等中外要人。蒋介石对王亚樵非常恐惧，在蒋下达的对其政敌的“悬赏缉拿”名单中，王亚樵的赏格最高，为100万大洋。王亚樵最终不幸遇害，凶手是谁？如何得手？有何下场？……

【一】

1950年深秋的一个下午，阴沉沉的天空飘着细如牛毛的雨丝。一支由一辆美式小吉普、三辆囚车和一辆载着十几名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的军用卡车所组成的车队，来到上海郊外的一个名叫“杨家宅”的小村外——这是当时被上海市公安局定为“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枪决反革命分子的几处刑场中的一处。

车队停下后，从后面那辆囚车中押下一个40岁出头的高个男犯，身穿藏青色卡其布中山装和黑色毛料裤子，双手反剪绑于背后，长长的头发迎风乱拂，惨白的脸上嵌着的一双大眼睛里闪着难以掩饰的慌乱神色。

这个即将处决的死囚，名叫陈亦川，就是14年前按照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命令执行暗杀反蒋爱国人士王亚樵的骨干分子……

王亚樵，字九光，1889年出生于安徽合肥北乡磨店镇，家世业农，幼从师读，聪颖异常，清末应合肥县试，名列第十。辛亥革命时，鼓吹革命，参加合肥独立起义。后又投身北伐革命，出任安徽副宣慰使。1927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蒋介石原拟重用王亚樵，但因其作为全国工人代表出席庆祝国民政府成立大会时，言论偏左，令蒋不悦，始不用王。

从此，王亚樵因与蒋介石政见不合，开始走上反蒋道路。在这之前的1923年，王亚樵就因支持孙中山发起的反对曹锟贿选行动，组织过行刺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的暗杀行动。在其后8年中，王亚樵将暗杀行动作为其反蒋、抗日的主要手段，曾先后组织行刺过安徽建设厅长张秋白、上海招商局长赵铁桥、财政部长宋子文、国民党主席蒋介石、关东军司令官白川大将、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国民党副主席汪精卫等中外要人。“九·一八” 事变后，张学良代蒋受过，王亚樵不明真相，曾遣人向张送炸弹一颗，迫其去东北抗日或者自杀。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王亚樵曾组织淞沪义勇军协助十九路军抵御日本军队。

当时，蒋介石对王亚樵非常恐惧，在蒋下达的对其政敌的“悬赏缉拿”名单中，王亚樵的赏格最高，为100万大洋，王亚樵的谋士郑抱真为50万大洋。据斯诺所著的《西行漫记》中言，当时蒋介石对林彪、徐海东等红军高级将领的赏格是十多万大洋，由此可见蒋介石对王亚樵小集团的重视程度。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举行。当会议代表集体照相时，化装成记者的刺客孙凤鸣突然向汪精卫开枪。这次轰动中外的暗杀行动系王亚樵所策划，其目标不但有汪精卫，还有蒋介石，只因蒋介石那天未曾照相，才免于一劫。

案件发生后，蒋介石震怒，命令“中华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局前身）头目戴笠务必抓获或者杀死王亚樵。戴笠即令复兴社特务处特工对王亚樵的行踪进行探查，最后由特务陈亦川设计探得王亚樵藏匿于广西梧州，遂于1936年10月20日将王亚樵暗杀。陈亦川等特务将王亚樵暗杀后，立即按照事先所策划的方案乘坐汽船逃离梧州。

不多久，该血案就被梧州市警察局所察，值班警员随即出动，前往现场查看。由于特务揭去了王亚樵的脸皮破坏了面容，警方一时无法确认死者身份。经连夜调查，终于怀疑死者是王亚樵，于是于深更半夜找来熟识王亚樵的人前往辨认。1987年春，与王亚樵有手足之谊的郑抱真先生的外孙女梁女士因笔者当时在国内报刊最先写了王亚樵和郑抱真，在赴沪旅行时特地抽空跟笔者见面，她告诉笔者：她的外婆也就是郑抱真夫人曾亲口说过，那天晚上，梧州市警察局的警察找到郑抱真和她，请他们去辨认死者身份。郑夫人对王亚樵相当熟悉，过去一看，马上确认死者就是王亚樵！

郑抱真主持操办了王亚樵的丧事，将王亚樵葬于梧州倪庄。当时，王亚樵遗子女继哲、继仁、继惠，8个月后，遗腹子继甫出生。王继甫于上个世纪50年代前期参加工作，供职于上海市公安局，“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经蒙难，后平反，仍在司法系统工作，现已退休。

王亚樵被害前，鉴于当时国内形势和其致力于以个人和小集团的力量与反动势力屡作较量屡遭挫折的情况，在其非常信任的高级谋士郑抱真的影响下，已经决定投奔中共。王亚樵在上海时曾与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李立三同志有过往来，这也是他决定投奔中共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王亚樵被害前大约一个多月，他就已经指派部属余亚农、张献廷前往延安联络投奔之事。延安方面同意接纳王亚樵，但当余、张带着这一消息返回梧州时，王亚樵已经被害了。余、张抚棺痛哭，悲憾不已。

王亚樵被害后，其部属各奔前程。不久，抗日战争爆发，郑抱真即返回安徽组织武装力量抗击日本侵略军。郑抱真在1924年曾在冯玉祥西北军任副官，“一·二八事变”时，在十九路军担任军需主任，因其属于军事内行，1937年在安徽寿县组织抗日自卫军时出任支队长。次年，率部参加新四军，历任纵队副司令员、津浦路西分区联防司令、行政专员。解放后，郑抱真先后出任合肥市市长、皖北行署副主任、安徽省人民政府秘书长，于1954年1月病逝于合肥。

【二】

陈亦川在暗杀王亚樵行动中算是立下大功，受到了戴笠的嘉奖。本来，凭他在军统的资历，是可以升到将级特务的。但是，由于军统内部互相之间倾轧厉害，陈亦川始终没有得宠，一直到毛人凤执掌保密局也不过是个中校。上海解放前，陈亦川受命潜伏，留了下来。

上海解放后，华东公安部在缴获的敌人档案中发现了一大批潜伏特务的名单，其中也有陈亦川，于是向上海市公安局下达了缉捕令。上海市公安局曾专门派员前往陈亦川的老家安徽省霍邱县了解陈亦川的情况。但是，霍邱方面并未发现陈亦川的踪迹。

1950年3月，军统大特务、保密局上海站站长刘葆珊在上海落网，由此牵出了一批潜伏特务。上海市公安局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对反革命分子集中缉捕行动，数百名特务分子、反动军警、还乡团头子、反动会道门首领等在一夜之间落入法网。在接着对被捕人员的讯问中，公安方面特别注意留意陈亦川的下落，但是，被讯问者中没有一个人知晓。

由于被捕的人犯多，公安人员一时无法对被捕者一一进行讯问，就对他们进行了分门别类的处置：重要的人犯先讯问，次要的后讯问，再次要的则暂时缓一缓，而让他们先把自己的历史写一份《个人自传》。对这些《个人自传》也安排专人进行审查，因为可以从中发现线索。

大约过了一星期，市局侦察员马新民在审查一个名叫姜深义的军统特务分子所写的《个人自传》时，发现其中写到了“陈亦川”的名字。因为马新民前不久和另一个侦察员曾被领导派往霍邱县去查摸过陈亦川的情况，所以对陈亦川的名字记忆犹新，于是他就对这份《个人自传》特别注意起来。

姜深义是1940年参加军统特务组织的，当时对于加入军统局特务系统的人员都要进行一定的审查，并且得有两个原是军统上尉以上军衔的特务当担保人，签字画押才得以批准。

姜深义当时的两个担保人中的一位就是陈亦川，这样，警方就认为此人可能是知晓陈亦川的下落的。

但是，姜深义对于陈亦川的下落却并不清楚，因为他虽然跟陈亦川是同乡，其父辈好像还是结拜弟兄，可是由于在军统局不是属于一个部门的，所以平时基本上没有接触，有时整整一年不见面也有的。姜深义记得跟陈亦川最后一次见面是1948年12月，他当时接受命令从南京去上海参加押解一名以“通匪”罪名被捕的国民党将军，在保密局设在上海虹口的一个机关里遇到陈亦川，当时也就是说了几句话，陈亦川因为比姜深义大七八岁，又有那么一层关系，所以以老大哥的口吻关照了姜深义几句，对于自己的情况，只字未提，姜深义也没有问。

马新民听后，稍一沉思，问道：“那你是否从其他人那里听说过陈亦川的情况呢？”

姜深义想了一想，回答道：“对了，我听说陈亦川跟保密局的一个女报务员关系非常好，两人在南京借了房子同居过的。”

马新民顿时来了兴趣：“你是几时听说的？”

“我是去年3月下旬听说的，这件事在保密局里知道的人不少，因为据说毛人凤曾经对此发过火，说陈亦川那样做会惹出事情来的。但因为陈亦川资格老，又在谋杀王亚樵那件事上立过大功，很受戴笠称赞，连蒋介石都知道，所以拿他也没有办法，总不见得为了这么一点事情送军法处吧。”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就是这两年的事情。”

“那个报务员叫什么名字？”

“申少珍，29岁，原是南京邮电局的职员，后来抗战胜利‘还都’后，不知怎么经人介绍就进了军统局，在电讯处当报务员。”

“这个人现在在哪里？”

姜深义摇头：“这我不清楚了。不过我估计像这种人是不大可能去台湾的。”

“为什么？”

“当时我们内部都在说，凡是留在大陆上的都是当替死鬼的，都是被上峰认为‘无能’、‘抬杠’的人，上峰看不中的人，申少珍已经被毛人凤点过名了，当然不可能让她去台湾的。”

马新民向上级汇报讯问情况后，局领导经过研究，决定派马新民带两名侦察员前往南京查摸申少珍的情况。

【三】

1950年4月5日，马新民等三人从上海赴南京，先去了南京市公安局。由于南京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国民党的特务、情报机构的总部都在这里，因此当时全国各地去南京调查敌特情况的特别多，南京市公安局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部门接待各地外调人员。马新民等三人抵达后，先去找了那个部门，那边安排他们去查原国民党保密局留下的档案。

档案中倒是有申少珍其人，不过是原军统局、后来改名为保密局的电讯处的一名报务员，1949年1 月刚刚晋升少尉军衔，档案显示也只是到此为止，之后的情况中断了。接待部门于是给他们出了一个主意：申少珍既然原是南京市邮电局的，如果她还在南京，那肯定要露面的，她原先在邮电局的同事也许见过她，何不去找找邮电局的人？

马新民等三人采纳了这一建议，立刻去找南京市邮电局的保卫部门。在对方的协助下，他们找到了五位申少珍原先的同事，开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马新民一说情况，果然有人说曾经在不久前碰到过申少珍，她说现在在搭班子唱戏。哪个戏班子？在何处活动？那就说不上来了。

马新民等三人查摸到了这一步，当然要趁热打铁一查到底了，于是就去查戏班子。当时在南京地区出没的各种戏班子很多，不过凡是属于南京本地的戏班子都在文化管理部门有登记的。过去查了查，在一个名叫“吴家班”的绍兴戏班子的花名册上发现了申少珍的名字。

再翻报纸，知道“吴家班”当天晚上在秦淮河夫子庙演出。于是就决定去找申少珍。这时，南京市公安局也正好要找申少珍，因为此人作为“在敌伪机关任职的人员”没有按照南京市军管会的公告在规定的期限内向公安局登记，这种行为被视为对新政权的对抗，这就要动真格的了。马新民等三人跟南京警方联系当晚要去夫子庙找申少珍时，警方正好也开出了拘留证，于是就议定由南京警方派两人和上海三位一起去。

可是，这一行动失利了：当晚马新民一行过去时，“吴家班”的绍兴戏已经开场了，因为怕惊动太大，想等到演出结束后再下手。但不知怎么的，这一等竟然被申少珍察觉了公安局要抓她，她利用去后台化装的机会脚底下抹油，一溜了之！结果，“吴家班”的班主被公安人员带走，留置审查了三天才放出来。

马新民向上海方面电告了情况，请示下一步如何进行：是留在南京继续侦缉，还是返回上海？领导的意见是：因为人手紧张，让三人先回上海接手其他案子。

马新民返回上海后，南京方面继续对申少珍的踪迹进行查摸，没几天就在江宁县发现了申少珍。这个略有几分姿色的女人正准备嫁给一个资本家做“填房”（续弦），就在举行婚礼的前夕，南京市公安局的警察过去了，把她逮回南京，关进了看守所。

上海方面得到消息后，领导让马新民二赴南京，当面向申少珍了解陈亦川的情况。马新民是一个有经验的侦察员，他考虑到申少珍可能会装作不知情而拒绝回答问题，于是就带去了对姜深义的讯问笔录和另外两份关于申少珍跟陈亦川有密切关系的材料、一张照片。

果然，申少珍一听说要了解陈亦川的事情，马上摇头，连称“我不知道”，说陈亦川这个人倒是听说过的，但是由于不是一个处的，她根本没有跟其接触过。

马新民出示了带去的证据，这一下弄得申少珍目瞪口呆，然后就使出了女人特有的一招：哭。这当然没有任何效果，最后不得不作了招供。

据申少珍供称，她跟陈亦川保持了三年多的情人关系，一直到1949年4月才中断。两人在南京借了房子同居过一年多，一度还常去上海陈亦川借用的房子度假。

那么陈亦川现在在哪里？

这个，申少珍就回答不上来了，因为1949年4月后两人就中断了联系。申少珍估计陈亦川逃往台湾了。

马新民当然不愿意相信这种猜测，他又详细讯问了陈亦川的情况，一一记录在案。

马新民回到上海后，把对申少珍的调查情况写了一份报告，交给了领导。这时，王亚樵一案的案犯几乎都已经落网了，在尚未被捕的特务中，陈亦川是资格最老的一个。因此，上海市公安局对此非常重视，1950年5月5日，上海市公安局向上海各公安分局下达的《敌情通报》中，明确点出了陈亦川的名字和罪行，要求各分局“密切注意该犯线索”。各分局在接到《敌情通报》后，确实将市局的要求落实到了具体工作之中了，但是并没有发现陈亦川的踪迹。

其实，这时陈亦川已经被上海公安机关拘捕了，只不过当时他使用了化名，叫徐庆楚，没有人知道这个徐庆楚就是陈亦川。那么陈亦川是怎样被捕的呢？原来，陈亦川在上海解放之前就已在上海栖身，上海解放前夕，他离开了原来居住的地方，去了另一处位于榆林区的住所。

上海解放后，陈亦川因为使用了假身份，所以没有去公安机关登记，他原以为这样就可以蒙混过关。但是，不知怎么有一天公安机关突然来找他了，要他讲清楚自己的历史。其实，这是有邻居对其产生了怀疑，就给榆林分局写了一封检举信，但是，包括公安局在内，谁也不知道这个徐庆楚竟然是军统局内一个著名的特工。陈亦川作为一个资深特工，对付公安人员当然自有一套办法，就把自己编造的简历写了一份。但是，共产党的公安局不是国民党的警察局，不可能被人瞎糊弄，这份简历中可疑之处很快引起了公安局的注意，于是就于1950年4月中旬把陈亦川“请”了进去。

由于当时公安局人手紧张，对于陈亦川这样的嫌疑分子暂时难以顾及，就把他放在一边搁一搁。这样一搁搁到了1950年6月上旬，陈亦川的厄运终于到了：一天在放风时，有一个刚刚落网几天的军统特务分子突然认出徐庆楚就是军统局著名杀手陈亦川，于是立刻向看守所方面报告了，这样，陈亦川的真实身份终于暴露了。

当天下午，陈亦川就被钉上脚镣，移押上海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

陈亦川在沪被捕的消息传开后，王亚樵的长子王继哲立刻去皖北行署申诉，要求清算陈亦川杀害其父王亚樵的罪行。当时郑抱真任皖北行署副主任，对此非常重视，当即出面联系了王亚樵的老朋友许习庸，请他将在当年王亚樵遇害后亲耳听陈亦川所说的谋刺王亚樵的经过写了一份材料。郑抱真又亲自给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写了一封信函，请求对陈亦川所犯罪行予以查明法办。这封信函和王继哲的申诉状、许习庸的举报材料一并指派专人送往上海，直接交给了杨帆局长。杨帆对此甚为重视，指示迅速查明情况，依法惩处。

到这一步，陈亦川再狡猾也难以蒙混过关了，只好交代了历史上所犯下的罪行和全部特务活动，其中也包括其参与杀害王亚樵的情况

1935年10月，王亚樵组织了轰动全国的“六中全会刺汪案”。案件发生后，蒋介石严令侦缉王亚樵及其部属。不久，王亚樵集团的得力干将余立奎在香港被捕，随即引渡至南京接受审判，一审判处死刑。复兴社特务处因为尚未解决王亚樵，就在余立奎身上做文章。陈亦川出面找了余立奎，以同乡的名义对余说，只要把王亚樵藏身的地点说出来，就可以免于一死。余立奎当然知道王亚樵的几个秘密据点，但他坚决不说，宁可被处死。陈亦川跟同伴商量后，定下了一条计策。当时余立奎的小妾余婉君常去监狱探望余立奎，陈亦川派人跟踪余婉君得知其住处后，指使一名特务住入隔壁装作邻居，乘机接近余婉君做她的工作。

与此同时，陈亦川又派了一名特务伪装犯人关进监狱跟余立奎同一监号，对余立奎挑拨说：你被捕后，王亚樵已经跟余婉君有了勾搭，你这样为王亚樵拼命，有这种必要吗？余立奎还是不为所动，拒绝说出王亚樵的藏身之处。但是，这种挑拨还是起了一点作用，当余婉君再到监狱去探望余立奎时，余立奎不愿见她，余婉君硬要见余立奎，结果被余立奎骂了一顿，还踢了一脚。余婉君深感委屈，大哭不已。陈亦川等特务就骗余婉君说，这事由他们向余立奎疏解。

几天后，陈亦川去见余婉君，说：余立奎说只有你知道王亚樵的住处，说你如果要表明跟王亚樵没有关系的话，那就领我们去把王亚樵捉来换他出去。当时余婉君听后有点半信半疑，提出要去见了余立奎再说。陈亦川说余立奎有话：不把王亚樵捉来，就不跟你见面。余婉君竟然信以为真，就决定领陈亦川一行去广西梧州了。

余婉君跟王亚樵联系上后，骗王亚樵说她跟一个亲戚一起从余立奎那里来，有要事与王相商。王亚樵没有起疑，就跟着余婉君去了旅馆，结果被杀害了。余婉君一看大惊，紧紧抓住陈亦川，说他失信，并且大呼警察，特务将她当场杀死了。

这是陈亦川交代的杀害王亚樵的过程。

陈亦川暴露真实身份后，上海市公安局随即对其实施逮捕，并且去函件通知合肥市公安局并请转告郑抱真。

1950年9月17日，陈亦川被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死刑，当天即予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