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原文及译文(商君书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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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 邓志辉，博士，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翻译的认知心理过程研究。电子邮箱：。

· 郝令喆(Eirik Lang Harris)，博士，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和伦理学。个人网站：。

摘要

郝令喆(Eirik Lang Harris) 博士是西方较典型的中国哲学“学者型译员”，曾先后发表多部哲学典籍的英文节译以及《慎子》佚文全本英译。其专著《〈慎子〉佚文哲学分析及翻译》(Harris, 2016) 被美国和欧洲数所大学选作中国早期哲学的教学用书。2018年年底，郝令喆博士受邀于中山大学讲学期间，我与他就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在翻译过程、出版与传播中的典型困难与对策进行了讨论与交流，期望从西方汉学研究者与译者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阐述。访谈稿基于交流内容翻译、整理而成，并经郝令喆博士过目审订。

关键词：中国哲学典籍；英译与传播；典籍翻译

1 · 哲典英译的意义

邓志辉（以下简称邓）：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问。首先想请您从一名西方读者的角度，谈谈翻译中国早期哲学思想有何现实意义。

郝令喆（以下简称郝）：

我觉得这其实是关于如何看待历史的问题。历史对于哲学研究者的意义，就像科学史之于科学家的意义一样至关重要。现代哲学家如果只想生产新的理论，而不愿意回归历史，最终可能只是拾古人牙慧。借助翻译向西方哲学研究者介绍用古汉语写作的中国哲学典籍，可以展示历史上的中国哲人如何思考一些今天我们依然在思考的问题，几千年前的思想依然与今天相关。通过了解前人思想，我们才能更清楚自己目前处于思想史的哪个阶段，以及此后应该走向何处。

邓：

相比法家代表韩非子，慎子是一个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曾听过的名字。请问您为什么选择研究和翻译他的著作呢？

郝：

如很多西方人一样，我最初接触更多的是《老子》《论语》等，后来由《荀子》而较深入地关注《韩非子》时，屡次读到慎子的名字，于是接触到《慎子》。决定翻译和研究《慎子》的原因：一是发现他的主张对韩非子的影响很大，值得研究；二是发现对他的研究和引介还非常少，有较明显的价值；三是《慎子》总字数不多，翻译任务量相对不大。我前后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完成翻译。

邓：

要进行对慎子思想的哲学探讨，只需通读全本并节译与讨论直接相关的章节即可，但您选择了全本翻译，翻译对您而言有什么特别的作用或者意义吗？

郝：

要确保对慎子思想的准确全面把握，我认为单靠阅读来理解远远不够，只有动笔翻译，试着用我的母语来再现原作的全部内容，才能真正达到对细微之处的理解，进而确认细节与整体之间的关联。所以，翻译对我而言意义非凡。事实上，虽然我的理论观点早有雏形，但我对慎子哲学思想的系统探讨是在完成全本翻译后才正式开始的。

此外，借助翻译来学习数千年前中国哲人富有创见的理论，这个过程拓宽了视界和思维领域，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体验。像慎子，不仅是西方世界相对少为人知的中国哲学家，而且即便是中国人对他了解的也不多，而我通过翻译和研究得以对他有比较深入的认识，甚至成为第一个正式向西方世界系统介绍他的中介，这让我颇感激动和自豪。

郝令喆翻译的《慎子》英文版

2 · 哲典英译过程的挑战

邓：

中国哲学典籍的翻译有一些特殊性，除了文字是古汉语以外，哲学概念的翻译应该会是一个典型挑战。请问您在这方面有何切身体会？

郝：

哲学概念的翻译确实是最明显的挑战。例如“法”这个概念可有广义和狭义的解释。广义的“法”指天法、道法自然；狭义则指慎子和韩非子强调的明确规定赏罚制度后依律而行的治理模式。当然，即使在论狭义上的“法”时，我们也应意识到，它是源自更广义的、进入“道”层面的“法”。所以，阅读和翻译时需明确究竟是指哪个层面。

邓：

我读到汉学家金鹏程(Paul R. Golden)(Golden, 2017: 315)的书评，他总体上对您的这本书给予很高的评价，但对“法”的译法提出异议，他显然认为应该从广义的角度来翻译。

郝：

我尊重他的意见，但我本人对这个问题有过很深入的思考，即每一个“法”字究竟该取广义还是狭义。我认为一定不能孤立地看某一个文本片段，而必须将文本置于更大的语境进行考量，以确认作者的整体意图和主旨。确实，当某个哲学概念或语篇的翻译有多种可能性时，更妥当的方式是在译文中为文本诠释留下更开放的空间，但前提是这样做不至于不必要地错失作者意图强调的核心义旨。身为译者，如果可能，应尽力准确表达原文义旨。例如“法”的诠释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可能，但如果通过细致解读，译者能够确认它在该处语境中的意义，能确认作者并无意呈现对它的诠释的开放性，则应选择以具体明确的译法来排除其他多种诠释可能。我将《慎子》中的“法”译作law正是这个原因。

但是如果有理由证明原作者使用这个概念时乃取其广义，或者确认其狭义的理由不够充分，这时即使我自认为已有相对确定的理解，也倾向于不进行过于具体明确的呈现，即要留下更广阔的诠释空间。

邓：

中国哲学概念“德”较通行的英译是virtue，但您将《慎子》文本中的“德”译作potency，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郝：

我经过反复思考与论证，认识到“德”不是人所自然拥有的东西，而是一种赋予人做事或产生影响力的力量，它与“道”密切相关，为人提供一种power，这应该也是韦利(Arthur Waley)版《道德经》英译为The Way and Its Power的原因，但给我更大启发的是意大利哲学家马基亚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的virtù概念。Virtù含有“德”的因素，却并非一个道德概念，相反，它的核心因素是“力”，因此虽然英文偶有将其译做virtue，更普遍则译做power。

我认为，对儒家学者和法家学者而言，“德”都是指一种能力，不同之处在于，儒家的“德”指向君子所拥有的道德层面的积极正面影响力，即virtue。《论语》中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或“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些语境中的“德”无疑都具备很明显的道德上的power特征。但韩非子和慎子语境中的“德”则通常没有或不仅限于这种道德暗示。例如《慎子》首节“圣人有德，不忧人之危也”中的“德”就不宜理解为道德意义上的“善”，而指向一种具备各类潜能的影响力，即potency或power。

邓：

但我注意到您在讲座中，有几处出自《荀子》和《韩非子》的译文似乎都同时使用了virtue这个词。

郝：

荀子是从道德之善的层面来使用“德”的，译作virtue没有疑义，但韩非子的“德”究竟应如何翻译，我还在反复思索、考证。我目前的认识是，在韩非子的有些语境中，有理由拒绝译作virtue，但讲座中的那些例句涉及韩非子与前人的对话，所以我刻意沿用对话所涉对方使用的virtue，以提示读者，原作此处使用了同一个“德”字。这也是翻译时可能遇到的一个悖论：为了实现某种翻译目的，有时要舍弃原可使用的更准确表达。多数情况下，翻译必然导致某种信息丢失，译者只能接受这个现实，然后仔细确认特定文本中必须保留的最重要信息，为此必须舍弃哪些信息、舍弃的代价如何等，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力图在翻译决策中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这个平衡的过程无疑也是中国哲学典籍翻译的一个挑战。

还有一点，中国哲学典籍经常使用相同词汇来表达截然不同的概念，译者如果不深入探究这些表达或术语在不同作者笔下的不同含义，不加区分地使用同一种翻译予以对应，就会失去本不该也不必失去的东西，或在译文中产生无法解决的矛盾。以“心”字为例，即使仅就《论语》而言，它也有一系列不同的内涵和外延，极难找到合适的单一英文表述加以对应。“心”这个字有些地方只能译作heart，有些地方只能译作mind，还有些地方似乎两者都应包含。所以，有些译者选择不译，用汉语拼音xin来代替，还有译者则一律以heart/mind的方式予以对应。

邓：

冯友兰(2004: 12)曾说，外国读者若想真切了解中国哲学，唯一的办法是通读所有现行译本，通过综合所有译者的不同翻译之后，才可能略近原貌。英译本读者若留意到“心”的所有译法，也许能更全面地领悟这个概念。

郝：

是的，参考借鉴各种译本对于读者获得更全面理解会有帮助，不过我个人的经验是，阅读历史上其他学者和思想家对于某位哲学家的评述来增进对其思想的理解会更有效。《慎子》的翻译难点之一就在于，目前能找到的历史上其他著者对他的评述不多，《荀子》中有一些，《韩非子》中更多一点儿，这些评述对于更全面准确地理解慎子思想极有价值，但总量仍然太少。

3 · 哲典英译的策略

邓：

在翻译过程中遇到各类挑战时，您最常通过什么渠道获取帮助呢？

郝：

我主要参考帮助古汉语理解的资源，包括各种汉语大字典、手机字典、现代中文译本、前人英译本（如果有）、集解/校/注等。另外，我每周会定期与几位中国古代哲学研究领域的同事会面讨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但都有丰富的中国哲学典籍翻译经验。我会请他们对译稿文字提建议，但更主要是就原文哲学思想内容的理解进行交流探讨。这种方式对我帮助非常大，常能开启很多种理解上的可能性。

邓：

除了文本解读这一核心问题外，语言风格问题也是泛文学类作品翻译中的一大挑战。在中国典籍英译过程中，您是否遇到过这类挑战以及如何应对的呢？

郝：

如果可能，我认为译者应努力尝试在准确翻译原文主旨的同时，兼顾语言风格的再现。以庄子为例，我认为他是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作者之一，《庄子》呈现的思想内容固然重要，但他呈现内容的那种诗意且磅礴的写作方式也同等重要。然而，要兼顾语言风格很不容易。例如，为保持译文押韵，必然局限译词选择，进而牺牲对义旨的准确呈现。所以，我会根据翻译的首要任务作出选择：是尽可能准确再现原文思想更重要，还是再现原文的诗意风格更重要？这个问题不仅关乎译者的翻译价值取向，还关乎对原作者价值取向的辨认，即对原作者而言，此处更重要的是什么？如果有足够证据表明作者在某处刻意选用某个词是为了实现某种语言特征，我会以再现该特征为首任。

邓：

前面提到冯友兰说应将所有现有及将来的译本合读，方可显示原著风貌之可能，是因为中国传统哲学著作充满暗示、隐喻、寓言等提示性语言，而翻译成外文时译者只能按自己的理解来阐述其含义，虽然读来更明晰具体，却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原著的多层次丰富含义。将提示性语言明晰化，似乎确实是最常见的翻译策略。

郝：

但我不会不加分辨地对所有提示性语言加以明晰化表达。若确认原作者意在暗示或隐喻，则应为读者诠释留下适当的空间。例如，我曾请一位美国哲学家审读译本，他就某处译文提出了一个让我非常意外却极有启发的解读。当初我若在那里选择以明晰的语言来翻译，就绝不会产生这种效果。

邓：

这也许与您本人作为哲学学者的背景相关。您作为一位出于学术目的进行中国典籍翻译的译者，对于中国典籍外译有什么特别建议吗？

郝：

我想强调一点，就是译者需尽量考虑译入语读者的阅读体验来进行翻译决策。一个认真的译者在动笔翻译之前，可能已花费数月甚至数年之久，反复阅读原作直至通透理解，下笔前通常已成竹在胸，清楚每个概念与表达，但是在翻译时他需要取一个退步抽身的姿态，换个角度思考目标读者遇到这些概念时可能出现的理解难点。我自己多年来在阅读中国哲学英译本时遇到过各类理解困难，这些经验都提醒我在翻译时思考如何有效避免读者遇到类似难点。

邓：

这些理解困难除了源自英汉语的表达习惯问题，还有可能是源自哲学典籍的某种不可译性。

郝：

中国哲学思想的表达方式与西方不同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例如，很多概念在英文中无法找到对应词汇，只能用与英文传统习惯迥异的译语表达。但据我的观察，更多时候是因为译者在选用某译词时，会很自然地聚焦该词某个特定的与原文对应的含义，而读者则可能会误解为该词的其他各种含义。这种现象有时候与译入语语言能力相关。例如，母语译者也许会因为更能预见本族语读者对某个词的主观投射可能性，从而选择一个不易产生误解的译法；但即使是母语译者，也不大可能完全避免这种情况。

此外，中国哲学思想自成体系，不同时期的著作间有很丰富的内在关联，读者如果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就会产生很大的阅读困难，甚至使原文意义受到译文的遮蔽。所以，要使中国哲学典籍获得更广泛的传播，译者也许要格外注意帮助读者减轻阅读难度，尤其是对背景知识加以明示。例如，陈荣捷先生的新儒家译著加了很多注释，对增加读者的知识储备厥功至伟。试想一下，陈先生本人对原著思想的理解几乎炉火纯青，如果他在翻译时未能从自己的认知状态中退步抽身，预测读者可能体验的阅读困难，他的注释也许不会那么全面。但尽管如此，我当年作为初学者在阅读陈先生的朱子选作英译本时，仍时常需要对照中文原著帮助理解——想来大概是因为初学者，尤其是外国初学者的阅读困难更难以预料的原因。

4 · 典籍英译的理想译者

邓：

说到这里，我想起国内长期以来关于典籍外译的理想译者之争。有不少学者相信（如张焰明，2017：70；陈剑光、杨国富，2019：62），为了克服典籍外译中的译出语文化传递和译入语语言表达的困境，典籍翻译最宜采取中文母语者与英文母语者相互合作的模式。

郝：

这种提法有点过于简单化。尤其涉及古汉语时，母语者身份可能会让人产生不那么准确的优越感。我在香港几所大学为硕士研究生讲授中国哲学，班上的中国籍学生习惯基于中文现代文来解释文言文，有时候他们可能因为母语者身份就坚信自己的理解更正确。母语译者需要熟悉甚至精通相关领域的思想，否则对翻译的意义非常有限。在我本人的翻译经验中，同事或朋友是否能提供帮助并不取决于其是否为中文母语者，而在于其研究领域背景或典籍翻译经验。

邓：

这与另一位学者马会娟的观点异曲同工。马会娟(2018)说，“[中国]文学翻译的质量与译者的国别、翻译模式无关，而与译者的文学修养以及跨文化翻译能力有关。”不过典籍“翻译能力”中，英文写作能力以及与典籍所涉领域相关的专业能力无疑是重要成分。例如，您想必也会同意，中国哲学典籍最理想的英译者最好同时也是中国哲学的专家学者。

郝：

如果译者本人是研究中国哲学的专家，那一定会对翻译有极大帮助。但我得说，这仍然取决于翻译的目的。所谓哲学、政治学等，只是西方学术界对知识进行的学科划分，并不意味着这些学科之间一定有泾渭分明的界限。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所处的时代并未进行这种学科划分，他们的思考有时偏哲学，有时偏历史或文学，或社会学。如果翻译的目的像我一样，是为了对哲学思想进行分析探讨，受过哲学训练的译者自然会更有优势。但若翻译是为了考量其思想体系中的其他领域，如探讨早期中国社会是如何有效组织运转的，则接受过良好社会学训练的译者会注意到哲学研究者所未曾注意的信息，其译文也许从哲学角度来看不够理想，但在社会学的视角下却更有意义。所以，我觉得专长领域与特定翻译目的相对应的译者最理想。

5 ·典籍英译对外传播的

问题与对策

邓：

眼下传统典籍的外译工作进展迅速，但有句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有观点认为文化的对外推广不应由本国主导译出，而应待外界受到的吸引足够强烈，采取主动译入与传播时才能有效。这种观点似乎也有一定道理。

郝：

虽然有道理，但首先至少要有人尝到并知道酒好喝才行，否则酒再香也无法向外流传。一国文化在有意愿与能力的情况下，通过外译主动传播无可厚非，因为翻译作品起码给了外界一个了解的渠道。当然如果译者的外语不够精通，或所涉典籍的内容诠释不够到位，肯定会影响文化传播的效果。为了提高翻译的质量，中国除了鼓励合格的本国学者从事外译实践以外，也许还可通过资助相关领域的学术活动来吸引更多外国学者或学生进行中国学研究。例如，资助外国学生在其本国或来中国攻读中国研究方向的学位，资助国外名校设立“中国哲学讲席教授”职位，资助相关领域的著作或译作出版等。总之，在学界扩大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扩展汉学研究者群体，吸引更多潜在的优秀译者。

邓：

不过就算保证了翻译质量，译本传播的广度与深度也还是很大的问题。例如，今天论坛上有学者提到，目前世界范围内真正关注中国文化的外国人仅限于汉学家和中国文化爱好者，这种人群结构说明中国文化远算不上“走向世界”，充其量只能算是“世界汉学大会”。

郝：

扩展中国文化影响的目标人群对于典籍外译的传播确有必要。但就目前而言，我个人认为，在吸引普通大众之前，首先应格外注意在学术圈内部扩大影响，使之不限于汉学家、中国哲学家或亚洲学者。例如，西方哲学在西方的读者群绝不仅限于哲学学者，还包括社会学者、人类学者、心理学者等，因为这些领域是互相交叉的。但目前中国学研究在西方学界的读者基本上仅限于汉学家或研究中国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等，所以影响力即使在学术圈内也非常有限。汉学研究界有必要增强与其他学科领域的交流或合作，以改变这种状况。

邓：

说到传播的目标人群，我注意到对《慎子》的翻译放在书的第二部分，最重要的显然是第一部分对慎子政治哲学的探讨与分析，但是该书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亚洲文化经典翻译”系列名下出版，这是否略有些违背您作为一名哲学学者的初衷？

郝：

这个问题很重要。从哲学研究者的角度看，我希望作品能够引起更多西哲研究者的关注，相信这也是中国哲学研究界所期望的，即吸引更多不同类型的思想者，向外界展示中国哲学思想如何与他们关注的问题相关。因此过去多年来，我除了向中国哲学或比较哲学相关的期刊投稿外，也努力在其他领域的期刊发表文章，例如，主要关注西方哲学史的《哲学史季刊》(History of Philosophy Quarterly)。我想让那些刊物的读者们看到，中国哲学其实也对他们所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思考。我的书中，确实哲学分析的部分是主体，但是当哥伦比亚出版社建议我放在经典翻译系列里出版时，我也非常开心。一方面，是因为这个经典翻译系列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学术出版系列之一；另一方面，无论在哪个系列名下出版，有意从事东西方比较哲学研究的哲学领域读者都会关注到它，而放在翻译系列名下出版还能吸引来自非哲学领域的读者，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反而扩大了作品的读者群。

邓：

您能介绍一下您的书出版两年来在国际学术界的传播与总体接受情况吗？

郝：

据我所知，目前在学术界的反响相当不错。我先后读到约八个书评，其中有几位作者我根本不认识，属于非约稿性书评，这说明已经引起学界较广泛的关注。另外，我还了解到有好几所英美大学已经使用，或计划使用它作为中国哲学的本科教材。当然，这类作品的读者群一向都较集中于学术圈。

邓：

祝贺您！最后，请您就中国传统典籍英译在海外的出版与传播策略提一些建议。

郝：

首先，我建议有意向在海外出版译著的译者多关注对本人领域感兴趣的学术型出版社。例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和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对出版亚洲文化类典籍译著比较感兴趣。不过，美国各大学出版社近年来普遍面临日益严峻的资金紧缩问题，以后可能也要求助于外来资金的支持。

其次，若能吸引商业出版社的出版兴趣，则更有可能将影响力扩展到学术圈以外。例如，《道德经》和《孙子兵法》一直很受商业出版社的青睐，多年来在普通读者中也很畅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项调查显示，《道德经》是除《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世界文化名著。20世纪初期，英美也曾有多家商业出版社，如Arthur Probsthain出版社、Alfred A. Knopf出版社、Doubleday & Company, Inc.等，出版了相当数量的亚洲哲学与文学作品。其中，Arthur Probsthain出版社在1909—1977年间专门策划了一个“东方丛书”系列，先后出版了30余部亚洲哲学与宗教学著作，包括《仪礼》《韩非子》《商君书》等中国传统哲学译著，以及《朱熹》《墨子》《荀子》等书的节译本。

最后，在传播策略上，学术出版社的目标读者群通常是研究者或相关课程的高校师生，进行推广与传播的策略主要有：1）由出版社在国际学术会议召开期间进行新出版书籍的推广；2）由出版社和作者在网站上进行推广；3）出版社将新书目录发给国际学术期刊，请期刊部推荐合适的学者撰写书评。商业出版社则因目标读者群的差异，所以在推销时的出发点也明显不同。例如，商业出版社会将《道德经》归入灵性类或宗教类书籍进行推广，强调该书会帮助读者更深刻了解自己与世界；推销《孙子兵法》时则主要以商人为对象，强调该书如何能帮助他们在商场上取胜。总体而言，商业出版社的资金更丰厚，较学术型出版社更有财力面向全社会进行推广，这也会影响两者的市场营销结果。已在中国国内出版的英译典籍可以根据典籍类型和目标读者的定位，适当借鉴以上传播策略，以扩大译作在国际上的影响。

邓：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

参考文献（略）

美编 · 李思慧

审校 ·蒋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