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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是乔伊吗？我是马蒂·库博。”人类历史上第一通用手机拨出的通话，摩托罗拉的工程师马蒂·库博打给了竞争对手、贝尔实验室（Bell Labs）的负责人乔伊·恩格尔（Joel Engel）。1973年，库博站在纽约希尔顿酒店旁的大街上，手里拿着一个重量等于五台iPhone 14 Pro 的白色“砖头”。“一部没有电话线的电话，哪怕是见过世面的纽约客，走过我身边时也被吓到了。”库博回忆。纽约客的目光没有打断他。拿着摩托罗拉的白色样机，他给竞争对手留下一句话：“我在用手机给你打电话，一部真正的手机，个人的、手持的、便携的手机。”电话那端的恩格尔沉默，“我觉得他气得磨牙”，今年94岁的库博笑着回忆。恩格尔后来说，自己完全不记得有过这通电话。

1973年，摩托罗拉公司副总裁在纽约大街上拿着DynaTAC原型机打电话。

半世纪后，人们已经无法想象没有手机的生活。库博在庆祝手机诞生50周年时对媒体说，自己想象过手机成为生活必需品的可能，但他没有预料到，今天的手机会发展成“有摄像头、接入互联网的手持超级计算机”。他并不认为今天的智能手机是最好的产品：“我认为今天的手机是次优解，你得拿着一块塑料和玻璃，用不舒服的姿势握着它，想用它做什么事情时，你必须先打开一个应用程序。”在库博的想象中，未来的手机将超越直板、触摸屏的样子：“人工智能将根据用户的个人需求为我们主动选择应用程序，检测健康，最高限度地提高生产力、改善人们的生活”，“我们今天还在手机革命的最初期”。

自由与电话线

恩格尔的沉默来自贝尔实验室与摩托罗拉公司设计理念上的分歧。1876年，贝尔在波士顿打出历史上第一通有线电话，固定电话之后逐渐普及。贝尔成立的贝尔实验室背靠著名通信与媒体公司AT&T。他们在1946年就推出了类似移动电话的产品，它只能在特定地区、靠汽车电池供电运作，重30多公斤，还需要联邦通信委员会许可才能使用，与真正的便携概念相去甚远。1972年，从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毕业的库博加入芝加哥摩托罗拉公司。贝尔实验室当时主攻研究可以在小汽车上使用的车载电话。这个路线在库博看来非常可笑：“我们已经被这根电话线困在办公室和家里100年，现在还要被困在车里才能沟通吗？人们不想和汽车交谈，想和其他人类交谈。”

“手机之父”马蒂·库博。

摩托罗拉的想法并没有引起贝尔实验室的关注，“他们是全球大公司，我们只是芝加哥的一个小企业”。他用了90天就开发出原型机。原型机的发布会正是定在希尔顿酒店，当一名记者走近库博，要求他展示发明时，库博“决定给对手做一个真正的示范”，给恩格尔打了电话。这部白色样机有23厘米高，重达1.1公斤，电池要充电10小时，可供35分钟通话。电话接通的时候，他“心里激动极了”。

原型机发布大获成功，摩托罗拉公司之后花了十年开发更轻便的商用机型。1983年，摩托罗拉推出第一款面向消费者的商用手机DynaTAC 8000x，当时售价为3500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0000多美元。1990年代，因为电池等硬件技术的进步，美国有了100万手机用户。当时的手机大多是黑、白和银色。需要手动拔出的天线逐渐被淘汰，手机生产商给越来越轻便的手机加上内存、操作系统、黑白屏幕乃至后来的彩色与触摸屏幕、蓝牙和摄像头等功能。1999年，芬兰公司诺基亚推出的8210手机。除了打电话，它还可以发信息、玩《贪吃蛇》游戏，装进牛仔裤的口袋里。这款被评为手机史上经典作品的移动电话完全满足了库博曾经对手机的展望：“无线就是自由的，没有了电话线，你就可以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打电话。”2022年，诺基亚公司推出8210的4G版本供粉丝收藏。在今天的二手交易平台上，成色良好的8210还能引发藏家竞拍。

手机，作为一种文化

一部手机是一段回忆。父母从皮套里拿出的电话、打工赚钱买的第一部手机、第一次用手机听歌拍照、那些遗失甚至被偷的手机……庆祝手机诞生50周年时，科技网站Tech Radar的编辑团队评选他们心目中历史上最好的手机。屏幕小得“像指甲盖”的三星黑白屏手机、曾经的手机巨头黑莓和HTC的商务机、滑盖与翻盖手机：“库博的发明标志着一个不可逆转的神奇时刻，它永远改变了人类彼此之间互动的方式。”

风靡一时的诺基亚5000系列手机。

《史密森学会》（Smithonian Magazine）杂志提出，手机的发明从社会学角度上改变了人们对通信技术的看法。摩托罗拉的第一款翻盖手机是从科技漫画《星际迷航》中获得的灵感，手机诞生之前，欧美许多科幻小说和漫画幻想过即时通信设备的样子。“在过去，妇女总处在通信技术故事的中心，她们是电话接线员、真人答录机。文学家们想象各种小巧的沟通装置，人们认为这个代表自由、随时可与外界交流的小盒子是通向乌托邦的道具之一。”2000年之后，手机成了时尚文化的体现。摩托罗拉在2004年发布的Razr“刀锋”有十几种颜色，被Tech Radar评为“苹果之前最酷的手机”，黑莓是华尔街商务精英的代名词，诺基亚是实用派，索尼爱立信主打音乐。普拉达、范思哲和阿玛尼等高级时装设计师都曾与手机公司合作，定制手机外观和铃声。“从这时起，手机不仅是实用的工具，它们还是时尚配件，将你的品味和可支配收入最快地展示给所有人看。”2007年，第一部iPhone问世，智能与简洁的设计很快成为智能手机的标准。今天，苹果和三星两家公司占全球手机市场份额的58%。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将有180亿台移动设备在网。2022年，美国成年人看手机的时间达44天，每天使用手机近4小时。中国用户使用手机时长排全球第17，平均每天使用3小时。

“从卧室到超市，从教室到车里，手机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人们用它工作、生活，失去它时感到极度焦虑。它到底是帮助促进了人类沟通，还是打断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人类学家约书亚·贝尔（Joshua Bell）在独立人类学网站Sapiens上写道。2016年，贝尔和同事对美国华盛顿特区的三所公立学校做了160次关于手机的访谈。这群人类学家提出，手机和社交媒体的确为用户提供了新的交流方式，你可以“在忽视你的邻居时，与远方的人进行更深入的交流”。它带来的问题是，年轻人对身边社区发生的事、本族的文化感到疏离。心理学家让·特温格（Jean Twenge）提出，手机让年轻人的注意力更分散、对真实人类的同情心减弱。在贝尔的采访中，一个名叫麦琪的少女提出反对，她说当自己因学业倍感压力时，“我会给在保加利亚的朋友发短信，祝另一个不在我身边的朋友生日快乐，再到网上查一查我最喜欢的那家泰国菜几点开门，这些事情让我快乐”。

名媛帕里斯·希尔顿和金·卡戴珊使用的手机是她们个人形象的一部分。

“手机是个人的，无论你是讨厌它，还是喜欢它，还是对它代表的一切感到困惑，你总会对你的手机有些什么感情，虽然这很奇怪。”麦琪说。在BBC的采访里，“手机之父”库博也提出，实验室的工程师们当年已经想象过科幻小说一般的场景：“我们当时经常想象这样的场面：总有一天，每个人出生时都会被分配一个电话号码，如果某天电话响起你没有接到，你就会死掉。”

“社会对新技术的矛盾感情可以一直追溯到印刷术时期。”人类学家贝尔写道，没有发明是好或坏的。“人们赞美印刷术传播信息，又担心它破坏信息的权威性。火车、汽车、电视、电话、随身听，人们一直在争论技术的利弊。实际上它可能既是解放者，也是破坏者。技术二元论正是我们需要抵制的。”

“我对今天每个人都有手机并不感到惊讶。”今年4月，库博对美国CNN新闻网说。离开摩托罗拉公司后，他和妻子成立了自己的企业做工程设计。他曾是三星用户，如今改用iPhone，每天用苹果手表记录运动成果，还将助听器连到手机上。他自称科技乐观主义者。“我知道手机有缺点，让人上瘾，但我认为手机已经使人类变得更好了。”

内容来自《周末画报》

撰文：林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