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名篇(汉赋名作)

关于本书：198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褚斌杰，1933年出生，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学者、文学史家，一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与思想的研究。

“古人研究、分析文体，其主要目的往往在教人如何学习写作，而我们今天却主要在于对文学史上各类文体的发生、发展过程进行探讨，以求获得某些规律性的认识，并为更好的阅读、分析和评价古代文学作品服务。”

全书正文部分438页，几乎无一句多余的话，故，看着有些吃力，甚至枯燥，但是在理清了一些纯理论的知识之后，再去穿插着看一些词句，便真正地觉得口齿生香了。生活的妙处之一吧。要享有别人感受不到的美好，就要先去撇去一些，再耐着性子去坚持一些。

文化，需要沉淀，需要传承，不应该被遗忘。

文体，指文学的体裁、体制或样式。作者在从事写作时，为达到既定的效用，必然采取与之相适应的语言形式和篇幅、组织结构等，于是，文学产生了不同的类别，各具特征。

各种文学体裁，是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与发展的，受着社会历史的制约，受着语言发展、作家创作才能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中国古代文体的发生和发展

我国古代文学产生于原始时期，当时主要的文学样式是原始诗歌、原始神话和原始歌舞。十分简单、简陋，但影响着后来文学样式的发展。诗歌，一直是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原始神话对后世小说体裁的产生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原始歌舞则是后世戏剧文学的起源。

文学起源于劳动。原始人在从事集体劳动时，往往出于减轻疲劳或协调动作的需要，而依照劳动时动作的疾徐发出一种呼声。这种呼声具有一定的高低和间歇，形成一定的节奏。当这种有节奏的呼声与表达劳动者心情的语言相结合时，便产生了一种有韵律的、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形式，这就是诗歌的起源。原始的诗歌，是短促的二言形式。

原始神话是最早产生的故事性作品。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在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对自然现象缺乏足够的科学认识和理解，因为便以幻想的形式来解释自然和表达他们战胜自然、征服自然的愿望，于是产生了神话故事，如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逐日、鲧禹治水、后羿射日等。

在先秦和两汉的古籍的一些记载中，可以推知原始歌舞的一些情况。

《尚书》中的“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击石拊石”，指原始人敲打着石制乐器，“百兽率舞”，指一群原始的猎人装扮成野兽的样子，欢腾地跳跃、舞蹈。这是一种出猎前的宗教仪式，目的是向氏族的保护神祈祷，或者是打猎归来后的欢庆。

《吕氏春秋》中的“昔葛天氏之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逐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操牛尾”，是指人们歌舞时手拿牛尾做道具。“投足”，是指人们用脚踏来打拍子。“歌八阕”，是分别描写歌舞所包含的八个方面的内容和场景。

书面文学产生在文字发明后。仰韶文化陶器上已有刻划的符号，这可能是中国最古老的的文字。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商代和周初的铜器铭文，《周易》中的卦、辞，《尚书》中的殷、周文告等，都是我们散文的萌芽。

“甲骨卜辞”，是商代王室进行占卜时，镌刻在龟甲、兽骨上的简短记录。铸在殷、周铜器上的铭文，有许多是记功颂德的文字，是颂赞体文章的远源。《周易》中的卦等中的记事，具有某些生动的描写。我们最早的成篇散文，保存在《尚书》中。而“尚书”就是上古之书的意思，故又称为《书经》，它是一部古老的历史文献总集，分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其中的商、周文字，大都由史官执笔记载的官方文告，属于公文中的下行公文。

《诗经》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有三百零五篇。其中最早的一篇产生于西周初期，最晚的一篇出于春秋中叶。四言为主的句式和重迭反复的章法，是其诗体的主要特色。《诗经》中的作品都可以合乐歌唱，按风、雅、颂三类编排。

春秋时期至战国末年，古代文化蓬勃发展。文学上，散文勃兴。这一时期散文的主要特点是，作者把哲理的思考、文史的记录与许多文艺手段相结合。比如，在说理、记事时，极注意语言技巧，注意逻辑、修辞，注意谋篇构思，这使得作品有了双重性质，既是史学、思想或政治论断，又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如《左传》、《战国策》。另外，这些作品在记述社会生活和历史人物活动时，往往把当时流行和使用的各类文体也如实地引录下来，这提供了历史上的文体资料。例如《左传》中就备括了八种文体：命、誓、盟、祷、谏、让、书、对。

诸子散文，主要是说理文。最初产生的大多是语录体，后来向有组织有结构的论说文形式发展。主要特点是说理而具有文采。《论语》雍容和顺、迂徐含蓄，《孟子》灵活善譬、气势充沛，《墨子》质朴无华、讲究逻辑，《庄子》奇气袭人、想象丰富，《荀子》层次清晰、论断缜密，《韩非子》锋利峭刻、说理透辟。寄哲理于形象中，大量地运用和创作了寓言故事。

战国后期，南部楚国产生了一种新的诗体-“楚辞”。屈原是“楚辞”的开创者和代表者。楚辞，楚地的歌辞，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与《诗经》比较，句式加长，节奏变化，篇幅扩大，打破了《诗经》作品以四言为主的句式，而以五言、六言、七言等长句代之。极大地扩展了诗体的篇章结构，或抒情兼叙事，或抒情、咏物兼议论，增强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

《诗经》，主要产生于北方，代表了当时的中原文化。而“楚辞”是南方楚地的乡土文学。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是南方大国，占有江淮流域。楚国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在宗教、民俗、诗歌、乐舞等方面都有着独立的特色。比如流行在楚国民间的具有神话色彩的巫曲。

先秦时代，是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初期。后世许多文体在先秦时代已经孕育。故有“文出《五经》”的说法。

秦汉文学是在先秦文学的基础上产生与发展的。秦代由于实行束缚思想、摧残文化的政策，朝代也比较短，在文学上没有什么建树，但是出自秦相李斯的一些刻石文，形式模仿雅颂，多为三句为韵，四言为句，是我们最早的碑文体。

汉代最发达的文体是“汉赋”。最早以“赋”名篇的作品是战国后期的“荀赋”。汉赋吸取了楚辞体的某些特点，又熔铸以先秦纵横家的某些散文辞采、气势，而创造了以铺张扬厉为特点的汉大赋。是一种半诗半文的文体。后世演变为骈赋、律赋、文赋等。

汉代乐府诗的出现，标志着古代诗歌继《诗经》、楚辞之后第三个重要的发展极端。“乐府诗”，指由汉代音乐机关-乐府所搜集和演唱的诗篇，以杂言为主，并趋向五言，句式长短随意。汉乐府的杂言体，到额唐代发展为“歌行体”。

除杂言体外，汉乐府民歌中还出现了五言诗，如《陌上桑》、《十五从军征》等。开创和发展了叙事体诗。

五言诗在句式容量和节奏方面，表现比四言体较大的优越性，文人开始模仿、学习。

到了东汉时期，文人开始以善写某类文体而著称，蔡邕以写碑文著称，孔融、曹子建等或善书、记，或善表文，或善哀，使得散文个体得到充分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骈文。骈文，又称骈俪文，是在诗歌、辞赋，以及民间谣谚所惯用的一种修辞手法-排比、对偶的基础上，经过文人的加工创造而形成的一种新文体。主要特点是句式精炼，词语对仗，讲求文采。产生于魏晋，鼎盛于南北朝。

这个时期诗歌方面，七言古体经过曹丕的习作至刘宋时代的鲍照得到确立。这一时期，近体格律诗也孕育、萌芽。从古体诗到近体律诗的出现，这一变化以齐梁时代的“永明体”诗 的产生为重要转机。

唐代是古代文学全面发展的时期。初唐的沈佺期、宋之问，完成了近体律诗的创制。律诗、传统的古体诗。得到进一步发展。

以韩、柳为代表的唐代古文家，开拓了古代散文的新局面。韩愈、柳宗元，以及后来的宋代欧阳修等人倡导的“古文运动”，一是散文语言的革新，二是丰富和发展了古代散文的各种文体。如韩愈在论说文中，开创了“原”、“解”体。柳宗元在杂记中开创了山水游记。苏轼、欧阳修等，在汉赋、骈赋的基础上，又发展出兼具古文风格的文赋。

唐宋散文，上继承周、秦、汉，下流被元、明、清，是古代散文文体趋于完备而发达的时期。

诗歌方面，宋词、元曲，是两种新体制。词，最初称曲子词，又称长短句，和散文同为配乐文学。词和曲原都是民间歌曲的发展，尔后被引入文坛成为新兴的音乐文学。词萌发于中、晚唐和五代而擅胜于宋，曲萌发于金，而鼎盛于元。曲也是按曲调写出的长短句，但曲和词不同，在用韵和字数方面有一定的灵活性，在文体风格上，曲与一般诗词也不同。诗词贵含蓄，并以典雅凝重为上，注重意在言外的效果。曲贵在自然通畅，在用词上以口气逼真、能庄能谐、清新活泼的风格取胜。中国金、元以后发展的戏曲，以曲为代言，表演故事和刻画人物。

每种文体都有一个发生、发展，以及互相渗透、流变和演化的过程。

文学批评，是专门研究文学现象，企图概括地说明文学创作中各种问题的论著。文体论，是文学批评中的一个分支，是对各类文体的特征、文体的划分，及其发生、发展和流变做专门的观察和研究。

魏晋时期，开始正式论述到文体的同异、特点问题。例如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和最早的散文集《尚书》。都产生于先秦时代，分别汇总编集。风、雅、颂的划分，这说明当时已经按照某种标准，试图对诗歌进行分类。稍后的《周礼》也有“作六辞”的记载。《礼记》中已有某些论述文体性质、用途、源流的文字。如，“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

东汉班固撰《汉书.艺文志》，除部录专书分为六艺、诸子、兵书、术数、方技五略外，又将单篇诗、赋著录为“诗赋略”，又把赋分为四类（屈原赋、孙卿赋、陆贾赋和杂赋）。

我国的文体论，始发于魏晋，盛于齐梁以后。魏晋南北朝时期，多能诗善文的人，于是出现选录诸子百家作品的总集出现，继而提出文体的归类问题。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最早出现的一篇文论，提出了文学的价值问题，作家的个性和作品的风格问题等，也正式提出了文体问题。其中有云：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本同”，是指凡属一切文学创作的共同要求、共同特征。曹丕的“文以气为主”，认为文学创作乃是作家气质、才性的表现，与一般学术性的著述不同，要求有个性、有才情。“末异”，指文学作品有文体的差异。他把当时流行的文体分为八类，归纳为四科，雅、理、实、丽。开了以体论文，探讨写作特点的风气。

晋初陆机写了论文的专著《文赋》，它是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系统而完整的讨论文学问题的著作。

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辞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为匠。在有无而僶俛，当浅深而不让。虽离方而遯员，期穷形而尽相。故夫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徹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

“体有万殊，物无一量”指文学的体式、体裁，是多种多样的，而客观世界的物象，是无穷无尽的。文学创作要对千变万化的物象进行追踪、捕捉、描摹，并力求得到多样性的而又准确的反映。

我们第一部文体论专书，是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它与李充的《翰林论》，都没有完整地流传下来。

我国第一部按文体要求聚类区分的著名文学总集，是梁代萧统的《昭明文选》。它是把各体诗文和服等总汇一起，按体区分，从类编排的一部规模宏大的总集。是秦汉以后所谓文章之学逐渐与学术性著作（经史子）逐渐脱离的产物。先秦时代，很少有单篇文章出现，东汉以后，单篇文章渐多，到魏晋时期，文人多已有诗文专集。这种作家辈出、作品云构的局面，促使了产生汇辑诗文总集的需要。

《文选》收录了周代至六朝梁以前七八百年间一百三十多个知名作者和少数佚名作者的诗文作品七百余篇。

《文选》在文学批评史上的主要贡献，是它试着通过选文来进一步区分文学和非文学的界限。它摈弃了先秦的经、史、子著作，而专收后世所谓属于集部的单篇诗、赋、散文。

“以能文为本”，所谓“能文”，是“事出于沈思，义归乎藻翰”，它们是通过作者的深刻艺术构思和华美的辞藻来表现的。

《文选》在文体分类上，对当时流传的文章作了体类上的区分。第一次就古今文体做普遍的考察，细加辨析，聚类区分，完成了全面的文体分类，做了许多创造性的工作。例如，在诗、赋之外，另立“骚”体一类，纠正了前人混淆两种文体的错误。在诗歌中还立了“乐府”一门。

《文选》在序文中对文体的源流、发展也作了论述。例如说赋体是由《诗经》“六艺”中的“赋”发展而来。认为不同的文体产生于不同的需要，故有不同的性质、特点和功用。

《文选》也存在过分拘于作品名称的毛病，偏于繁琐。

《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论旨精深和体例周详的文学理论专著。作者刘勰，在这部书中对诸如文学原理、文学批评的标准、创作论、作家和作品论、文体论等各方面，都做了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许多精到的见解。

全书分上、下编，各二十五篇。所网罗的文体，远超过《文选》。在文体分类上它把所有文体先按“文”和“笔”划分为两大类。“文”，指韵文。“笔”，指非韵文。

在中国文学理论上有文、笔之说，开始于晋代，至齐、梁盛行，表现了理论家们对文学作品的特点、文学范围的探讨。但是这样的划分，造成把大量的文章排斥于文学范围之外。在经、史、子中，在一般应用文中，都有一部分具有文学性。

刘勰为了纠正对文学范围狭隘的看法，为了说明文体的源流，“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扩大笔的范围，把诸子、史传也包括进去，并主张文必宗经，“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他的认识比当时重文轻笔的骈文派，更符合实际。《文心雕龙》属于骈、散兼顾的性质，比较全面性。

《文心雕龙》在文体论方面另一个贡献在于它开创了一个周祥的体制。他在每论述一种文体时，都遵循着“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他称这四个步骤为他书中二十篇文体论的纲领。

“原始以表末”，指每论到一种文体时，都要对它的起源、演变进行说明。

“释名以章义”，指解释文章各体的名称含义，从每一种文体的命名上来表明这种文体的性质。

“选文以定篇”，指在每一种文体中挑选出有代表性的名家名作，加以论述。

“敷理以举统”，指阐明每一种文体的写作方法、道理，说明它的规格要求和标准风格。

《文心雕龙》在论文文体时，为了细致地辨明文体，常把两相接近的文体进行比较，以便读者了解同异。

“夫箴诵于官，铭题于器，名目虽异，而警戒实同。”一个是献给官府诵读的，一个是镌刻在器物上的。“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箴，只用在指责过失方面，铭却多了一个褒赞功德的作用。

《文心雕龙》的局限性也有，如标榜“五经”为众体之源，而不把经书包括在文体分类之内。有些地方比较牵强附会。分类也有囿名失实的地方。

唐以后，历代编选的文章总集层出不穷。收录的范围、标准不尽相同。如宋代的《唐文粹》、《文章正宗》，南宋的《宋文鉴》，元代的《元文类》，明代的《明文衡》等。

明代的《文章辨体》和《文体明辨》，对每种入选的文体，都作了名称、性质、源流的序说。这两部书选论的文体十分广泛，不仅包括诗、文、赋，而且把隋唐以后的新文体如律诗、词等也加以选录和论列。

《文章辨体》更完备，对文体的研究相当深入。例如考求“碑”的来源，说碑原本是古代宗庙前为识日影、系牲畜而设置的器物，后来才仿效在器物上刻铭文的样子，把颂功德的文字刻在上面，从而产生碑文。在文体分类上，搜罗论列的比较详备。对于一些罕见的文体，也有收录。是明以前的文体论的集大成之作。

自六朝至明代，随着文学的发展和文体的不断演变，新文体层出不穷，文体论的“分类碎杂”弊病一直存在。到了清代，文体论者注意到文体的归纳问题。一般做法是将文体首先分门，然后系类，以克服列类繁琐，而取得纲举目张的效果。如康熙年间的《唐宋十大家类选》，后来的《骈体文钞》，《经史百家杂钞》，章太炎的《文学总略》，都企图以纲带目，也克服过于碎杂的毛病。

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姚鼐编撰的《古文辞类纂》，选录战国至清代的古文辞赋，依文体划分为十三类，书首有序目，论述各类文体的特点，是一部有影响的文体论著作。它把历史上流传的主要文体作了简要的概括。对于文体只立类而未立门，吸取了前人的用分门来系属文体的精神。能从性质上辨析文体，有新的见识。在论述问题源流方面，做出简要、清晰的解说。

《古文辞类纂》对历代文体的重新整理、归纳，是建筑在姚鼐对文体的源流演变和文体特征、性质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基础上。

中国古代的文体分类学和文体论源远流长。魏晋到清代，经过许多理论家和学者们的努力，虽然也表现出很多局限性，但是取得的成果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