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昌义(刘昌义)


1949年5月,在解放上海的战役中,国民党最高指挥官为京沪警备司令汤恩伯。攻城战斗打响后,汤恩伯见势不妙,便撒腿逃跑。

“保卫”上海的指挥权,交给了谁呢?

自然是他的副手。

汤恩伯的副手是谁?为京沪警备副司令官刘昌义

刘昌义原本是国民党第51军副军长。它非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老底子乃东北军,官兵多系北方人。军长王乘钺和刘昌义都是东北军出身。4月,52军在守备长江的江防作战中,被解放军打得一败涂地,死伤惨重,逃到上海不到6000人。在上海浦东外围战中,它又连遭重创,溃不成军,军长王秉钺也被生擒。于是,刘昌义收拾残部,并声任军长。

刘昌义被任命为淞沪警备副司令兼51军军长,可谓是“受命于危难之中”,结果几天之后,汤恩伯逃跑,再次授权他指挥各残余部队,又一次“受命于危难之中”。

刘昌义两次“受命于危难之中”,并不是汤恩伯对他的信任和器重,不过是要他当替死鬼而已。

对于这个“替死鬼”怎么办?

中共上海地下党开始进行策反工作。

地下党派去的关系人跟他接上头,刘昌义就怨恨地说:“汤恩伯带着他的嫡系部队都早跑了,留下我这个杂牌来收拾残局,我有什么办法?”

恰好这时,三野第27军聂凤智部攻击苏州河受阻,由于不能对城市开炮,损失较大,于是军党委紧急扩大会议,做出两项应急的决策,一在军事上,改变战术手段,对敌人继续施加压力;二与上海地下党密切配合,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争取和胁迫敌人放下武器。

这时,地下党田云樵向27军第81师政委罗维道提供了与淞沪警备副司令兼51军军长刘昌义联系的线索,于是聂凤智决定先从他这里打开缺口。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聂凤智向刘昌义说明当前的局势和他的处境,说:“我军对国民党军队放下武器人员采取宽大政策。摆在你面前有生死两条路,希望认清形势,当机立断,选择一条光明的道路。”

刘昌义表示愿意立即谈判。

聂凤智马上电话向上级汇报。陈毅司令员当即指示:“你们做得对,但不能麻痹大意,否则敌人是不会老实就范的。”又口述一道命令,指示了谈判的要求和原则。

25日下午7时,夜幕降落。刘昌义和他的随从乘坐三辆吉普车来到了约定的谈判地点——虹桥路第27军指挥所。聂凤智军长和仲曦东主任与刘昌义开始正式谈判。

聂凤智把当前的政治形势、军事形势一讲,刘昌义当即表示:“蒋介石排斥异己,我们早就很想走向光明,苦无机会,今日愿意立即率部放下武器,以补罪愆。”

于是,聂凤智传达了陈毅司令员的命令:

一、接受刘昌义的投诚。

二、限刘昌义率部于26日凌晨四时前;分别交出各阵地,进入江湾体育场一带待命。

三、所撤地区由解放军接防,对各重要建筑和仓库不得故意破坏,所有物资设备,均原封不动交解放军接管。

四、凡拒不接受命令者,由解放军解决。

刘昌义满意地表示接受,但是觉得明日四时集中有困难。聂凤智爽快地说:“可以推迟于6日中午12时集中完毕。”

谈判成功。

刘昌义仍回苏州河对岸的51军防地。

26日上午,刘昌义率部按指定地点集中。

但是,刘昌义只是名义上的国民党上海最高司令长官,直接掌握的部队只有第51军残部,其他敌军,仍由解放军解决。27日,上海全部解放。

刘昌义起义后,先到华东军官训练团学习,后担任上海市救济委员会顾问。第51军改编为解放军,南下作战。新中国成立后,刘昌义一直在上海市,为市政协委员,在民革上海市常务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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