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合马(阿合马曾经辅佐)

大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十二月，元帝国的皇太子真金去世，年仅43岁，已经71岁高龄的薛禅汗忽必烈，失去了他培养多年的继承人。而太子真金之死，也让苦心孤诣教导他的那些汉儒们寄托的政治期望全盘落空；同时，大元帝国也失去了第一次大变革的机会。

01，宗王忽必烈之子

元裕宗文惠明孝皇帝真金（1243-1285），或曰珍戬，蒙古名为青吉木，是元世祖薛禅皇帝忽必烈的嫡子，母昭睿顺圣皇后弘吉剌察必。

真金生于乃马真后称制的癸卯年（1243），他的父亲忽必烈当时已经29岁，只是蒙古帝国中一名毫不起眼的宗室诸王。

那时候忽必烈正向中原汉地的海云禅师学习佛法，就请海云禅师为新得的儿子摩顶命名，海云说：世间万物以真金最为尊贵，因此取名真金。

那时候年轻的忽必烈已经和汉地儒生们有密切的联系，身边聚集了大量的汉儒幕僚，他本人潜心学习汉文化的同时，也很重视对儿子的教育。

海迷失后称制的庚戌年（1250），忽必烈就请大儒姚枢教授真金经学，又邀请萨迦派的八思巴教真金学习佛学。

在真金9岁那一年（1251），他的亲大伯蒙哥登上帝国合罕的大位，父亲忽必烈的地位也水涨船高，成为帝国知名的宗王之一，获得了中国北部的统辖权，身边就聚集更多的汉儒知识分子。

真金就生活在浓厚的儒学氛围之下，先后受姚枢、窦默、王恂、刘因的教导，逐渐接受儒家思想和儒式治国理念，并以儒家提倡的忠孝、节俭、爱民为自律准则。

宪宗九年（1259）七月，大汗蒙哥驾崩，参加南征的忽必烈和留守本土的阿里不哥为了争夺汗位展开角逐。

17岁的真金也首次被动地参与到政治争斗中，被精明强干的母妃察必推出来充当旗帜，镇守燕京，有种徐后带着仁胖、母子守北平的既视感。

中统元年（1260）三月二十四，北返的忽必烈自立为汗，建年号中统，真金也从宗王之子摇身一变成为嫡皇子。

02，从燕王到皇太子

中统三年（1262）十二月，20岁的真金受封燕王，守中书令，次年（1263）五月，兼判枢密院事。他不但是元朝受封的第一个亲王，而且还是一等金印兽纽亲王。

当然，虽然封王，并不代表燕地就是真金的封地，他并没有出镇，而守中书令兼枢密院使，也不代表真金就掌握实际的权力，只不过是虚衔而已。

一直到至元元年（1264）八月，22岁的真金才“判署朝政”，开始行使宰相的署敕权，参与到朝廷日常政务决策中来，也是真正的开始他的政治生涯。

在被册立太子之前，真金参与的政治活动、见于史料记载的还有三次：

一次是扈从忽必烈巡行，路过上都路辖下的宜兴县（今河北滦平一带）时，忽必烈身体不适，孝子真金急得夜不能寐，忧形于色。

一次是至元七年（1270）七月，奉旨去漠北巡抚称海（今外蒙古科布多地区），冬月返回大都，此次的随行人员有伯颜、安童、扎剌忽、撒里蛮、王恂等人。

一次是至元九年（1272）正月，奉命派遣使臣去祭祀岳渎、后土、五台山兴国寺。

因为忽必烈、真金父子对汉儒们的信任和重用，也让汉儒们产生更大的期望，希望通过汉文化的熏陶影响，把忽必烈父子改造成真正中国式（汉法）的皇帝，故此，儒生们极力推动忽必烈效仿汉法建立储君。

中统元年（1260）四月十七，郝经上书十六条，就建议忽必烈“定储贰以塞乱阶”。

至元三年（1266），忽必烈征召汉儒张雄飞询问“方今所急”时，张雄飞也建言说要早立太子，还很不客气地提醒忽必烈，如果先帝蒙哥能够早日建储，还会有陛下你的今天吗？

至元四年（1267），姚枢议政也提出“建储副以重祚”。至元五年（1268）十月，陈佑上《三本书》再次提出太子是国本，应该及早建立，以定民心、固邦本。

在汉儒们的轮番轰炸中，忽必烈几经考虑，决定建储，因而，在至元十年（1273）三月十三，册立31岁的真金为皇太子，仍守中书兼枢密院事，并于九月设立宫师府，选择儒臣38人为属官，为儿子建立宫邸班子。

真金被册立为皇太子，是元朝初期的重大政治事件，也是忽必烈对蒙古旧俗继承制的一次大变革，他标志着忽必烈在推行汉法的道路上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而太子之立，对元朝的政局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而形成“汉法嫡长继承制”，与“蒙古旧俗幼子守灶习俗”，成为后来元朝皇位争夺战的双选工具。

03，父慈子孝时期

真金从亲王变成储君后的第一次重大政治活动，就是在至元十一年（1274）三月，奉命护送旅居临洮的帝师八思巴返回西藏，一行人大概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底抵达萨迦寺。

但真金从西藏返回的时间，在藏文史料和汉文史料中，却出现了自相矛盾的记载。

藏文史料《蒙古佛教史》记载真金护送八思巴返藏后，在阴火牛年（至元十四年1277）三月，由真金担任施主，在后藏曲弥仁莫（今西藏日喀则县曲美区）举行有七万僧人参加的大法会。

《汉藏史集》和《萨迦世系史》虽然没记载真金护送八思巴返藏的事情，但都记载了阴火牛年（至元十四年1277）正月曲弥仁莫大法会是由真金担任施主的事。

如果按照藏文史料记述可知，至元十四年时，真金还在藏区，大概要在至元十六年（1279）七月之前才从西藏返回。

但是，汉文史料《槀城董氏家传》记载，至元十四年（1277）四月时，中书左丞董文炳从江南战场返回上都觐见忽必烈时，还曾去见过真金太子。

如果按照汉文史料记载，那就表示真金可能没有参加藏文史料记载的那个大法会，而是在至元十四年（1277）四月之前就从西藏返回了。

由于汉藏史料记载的矛盾，因而并不能确定真金到底是什么时候从西藏返回的，这是需要注意的。

不过，从藏区返回的真金，在汉法派的积极运作下，终于改变之前没有掌握实权的处境，太一教掌教李居寿、王恽、董文忠等先后向忽必烈进言，请求太子预国政，至元十六年（1279）十月，忽必烈下诏允许太子真金先启后闻，参决朝政。

汉法派为何如此急切地推动真金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汉法派此时在朝中已经处于弱势了。

自从理财的王文统被杀后，回回人阿合马开始备受忽必烈的重用，他的敛财手段自然和儒臣重农桑、轻赋役的休养生息政策有冲突，为了推行自己的聚敛政策，阿合马大肆打击汉法派成员。

至元十一年（1274）到十三年（1276），刘秉忠（1216-1274）、史天泽（1202-1275）、赵璧（1220-1276）等先后去世，而安童、许衡、张文谦等都被排挤出中枢，崔斌（1222-1278）、秦长卿还被构陷致死，汉法派面临严重的危机，根本无力抗衡阿合马。

即便真金太子毫不掩饰自己对阿合马的讨厌和凌辱，但由于他在国家政治中的权力有限，并不能约束到阿合马，为了避免汉法政策被中断，汉儒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到真金身上，所以才积极运作让真金参决国政。

此时已经65岁的忽必烈觉得太子也应该得到更多的锻炼，所以就采纳汉法派的进言，允许太子预国政。

忽必烈本身是一个很慷慨的皇帝，同时，也是一个很慷慨的父亲，之前他就为真金太子建造奢华精美的东宫，设立东宫机构宫师府，在规制礼仪方面，去突出太子的身份地位。

如今放权给太子后，又在至元十九年（1282）十月设立詹事院；还为东宫设立军事建置，至元十六年（1279）七月，分拨侍卫亲军一万人隶属东宫，二十年（1283）召集控鹤军隶属东宫詹事院府正司下；二十一年（1284）又以五投下探马赤军隶属东宫。

真金太子除了拥有东宫装备以外，还和其他诸王皇子一样有自己的封邑和岁赐，至元十八年（1281）受封江西行省龙兴路十万五千户；二十年（1283）受封云南行省鹤州和曲靖路总管府；二十一年（1284）又受封云南行省的洪城和察罕章两处。

除此之外，忽必烈还把大哥宪宗分拨给他的怀孟路五户丝也转由真金继承；至元十八年又分拨瑞州上高县八千户赏赐给真金；二十年再赐忽兰及塔剌不罕等四千户隶属真金位下。

从真金受封和赏赐的记录看，足见他在参决国政后，在老父亲心中的分量不断加重，所以，忽必烈才如此的提高东宫在朝廷的威望和权势。

也因此，一批新的、年轻的儒家官员、蒙古贵胄、色目精英迅速地聚集在真金的羽翼之下，成为他的东宫班底。

04，阿合马被杀事件

至元十八年（1281）对真金来说，是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正月，他慈爱的母后察必皇后去世，39岁的真金从此失去内援。

就在二月，还没从丧母悲痛中走出来的真金，在伯颜的陪同下再次抚军漠北，去整饬边备、恢复昔里吉之乱后的漠北秩序，直到十月才回到大都。

而此时汉法派和回回敛财派的斗争已经达到白热化，就在至元十九年（1282）三月，真金陪同老父亲巡行上都时，益都千户王著与高和尚合谋，乔装太子进入宫城，击杀丞相阿合马、左丞郝祯。

当时忽必烈正驻跸察罕脑儿，闻讯就迅速赶回大都，把抓捕到的王著、高和尚等人全部诛杀于市。渎职的枢密副使张易因为没有察觉乱党真伪被以知情者论罪，斩首后还要传首四方。

真金用张九思的计谋以“应变不审”替代“论以知情”，向忽必烈恳请免除张易传首四方的惨事。又不失时机地揭发了阿合马贪腐的罪状，引起忽必烈的怒火，大肆清算阿合马一派。

虽然有论者认为王著击杀阿合马的幕后主使就是真金，但猴格以为，就凭《元史》中的真金、阿合马、张九思、王思廉等人的传记就能看出来，真金并不是幕后主使，因为王著杀阿合马这活儿干得太糙了，如果真是真金指使，张九思又何苦去拆台？

但真金的确抓住这个机会，在穷治阿合马党羽的同时，积极安插自己人到中枢机关，并更改阿合马的聚敛政策，裁撤阿合马时期设立的一百多所官府机构，减少大批冗员。

至元二十年（1283），69岁的忽必烈册立弘吉剌南必为大皇后，在忽必烈的健康每况愈下之际，几乎不见任何人，大臣们都要通过南必皇后传入奏折，再由南必传出忽必烈的决定与政令，一时之间，南必皇后的风头很是无两。

而真金和新上任的中书右丞相和礼霍孙的政策措施，并不能满足忽必烈的武力征伐，大量的军费让朝廷财政越发入不敷出，和礼霍孙很快就被罢免。

忽必烈又任用卢世荣重新推行和阿合马相似的聚敛政策，真金对老父亲杀鸡取卵似的敛财心思非常不满又无可奈何，即便卢世荣后来被诛杀，桑哥又很快替代卢世荣的位置，汉法派和回回敛财派之间的争斗始终没有停止。

05，禅位风波始末

至元二十二年（1285），一位不知名的南台御史突然封章上言，说忽必烈春秋已高，应该禅位给皇太子，南必皇后不应该干预国政。

御史台都事尚文看到这个奏章后是大惊失色，赶紧扣押下来，真金得知消息后也非常震骇，已经能够预料到这个奏折能引起什么样的地震，他深知乃父的权欲心有多重，怎么可能会退位？

正当真金忧惧不知所措之际，阿合马的党羽答即古阿散也知道这份建议皇帝禅让的奏章，就以钩索天下埋没钱粮为由，奏请忽必烈封锁御史台查阅奏章，疑惑的忽必烈命大宗正薛彻干前去索取奏章。

在这个万分紧急的关头，尚文立即从阿合马旧案中搜集答即古阿散的罪状，并请丞相安童和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商量对策，指出这是阿合马余党谋害太子的奸计，应该先发制人把答即古阿散铲除掉，才能避免太子被皇帝猜忌的危机。

安童和玉昔帖木儿就带着答即古阿散的罪状，抢先去见忽必烈，陈述事情的经过，并揭露答即古阿散的罪行。

忽必烈听说有人提出让他禅位，果然震怒，厉声责问安童两人：你们就没有罪吗？安童说：臣等有罪不会逃避，但不能让答即古阿散利用这件事来动摇人心，应该选重臣处理这件事，才能消除不良影响。

老迈但不失精明的忽必烈当然不愿意让朝廷引起动荡，随即怒气稍解，下令把答即古阿散等阿合马余党问罪处死，一没有追究到底是谁上禅位奏章，二没有问责太子，就让“奏请禅位事件”大事化小不了了之。

但是，真金太子却还是因为这场风波惊惧致病，在当年十二月去世，年仅43岁。

其实，“禅让奏折事件”比“王著击杀阿合马事件”更诡异，因为从始至终都不知道这份奏折到底是谁写的。

如果是汉法派成员不满意南必干政，认为老皇帝应该传位给太子，想通过真金太子继位来确保汉法的继续实施，也不是不可能。

但从整个事件来看，上书行为过于迂腐幼稚，也缺乏章法和计划，真金和安童的等人的应对也过于被动，因此，绝对不会是汉法派骨干有计划的行动，倒有可能是基层成员的激情行为。

但有点解释不通的是，答即古阿散又是如何及时得到奏章的消息并向忽必烈进谗言呢？所以，奏章事件会不会是阿合马余党匿名所为呢？

故意去批评南必干政、建议老皇帝禅位太子，通过皇位传承的敏感性来引起老皇帝的猜疑和震怒，进而打击真金太子以及汉法派？这也不是不可能吧？参见刘野猪他妈故意唆使人请立栗姬为皇后事件。

可惜，由于史料的含糊不清，“禅位风波”的谜团大概是解不开了，惊惧而死的真金太子终究还是为这场风波买单。

通过真金之死，也可以从侧面看出他父子之间当时的关系有多紧张，毕竟，在历史上，老迈却坚决不服老的恋权皇帝，和壮年又胸怀大志的能干太子，父子之间的关系，终究要在双向没有安全感之下而陷入死循环，不是父杀子，就是子弑父，而被正派儒家教导出来的端方太子真金，不可能弑父，就只能惊惧忧郁而死了。

死去的真金太子被追上谥号“明孝”，九年后，他的小儿子铁穆耳登上帝位，追尊他为皇帝，谥号文惠明孝，庙号裕宗，并升祔太庙。

真金太子有一妻一妾、三子二女，妻子是出身弘吉剌氏的阔阔真，妾室是安真迷失妃，三子分别是元显宗甘麻剌、元顺宗答拉麻八剌、元成宗铁穆耳，二女为赵国公主忽达迭迷失、鲁国公主南阿不剌。

不管怎么说，当了12年皇太子的真金，还是给子孙留下偌大的政治遗产，大元帝国的皇位始终在他的后裔中转圈圈，也算是聊胜于无的安慰吧！

06，猴格说

毫无疑问，真金太子是个孝顺的儿子，有担当的丈夫，友爱的哥哥，慈爱的父亲，可以说是端方君子、温润如玉。他还是虔诚的佛教徒，行事恭恪的道家信士，认真践行儒术的士大夫，为政宽仁，爱民如子。

大儒们的确把他教导得很好，敦厚、温文、谦逊、恭俭、仗义、有担当，绝对是儒家理想中的仁君标杆，几乎找不到真金任何黑点，只可惜壮志未酬英年早逝。

可以说，真金之死，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乃父忽必烈的悲剧，更是大元帝国的悲剧；他的死，对汉法派来说，更是个致命的打击，从此失去最大的政治支撑，正在进行中的汉法革新之路也随之中断。

当然了，可能会有人觉得猴格对真金赞誉过多，毕竟和老谋深算的忽必烈相比，真金还是显得纯真又稚嫩，实际的治国经验还是有所欠缺，历史又没有如果，谁能肯定真金即位后就会改变元朝的国运？

忽必烈、真金父子俩最大的不同就是，一个对儒家、对汉法不过是实用主义、拿来主义者，一个则对儒家、对汉法是全心全意信任、并当成信仰的理想主义者。

忽必烈是在成年后接触儒家，他最初为了获得中国精英士大夫们的支持时，表现得很喜欢、信任儒生，即便是成为蒙古大汗后，为了得到中国士大夫的承认，还是对他们有所迁就，比如迁都、建储、建立太庙等等，都可以表明他有取悦中国士大夫的意思。

但是，他的身份和地位，决定了他不可能单一地去迁就中国士大夫，因为他同时还是蒙古人的大汗，以及蒙古统治下的非汉人群体的皇帝。

他不可能为迁就中国士大夫去背弃蒙古旧俗，更不会让人觉得他认为汉文明比他的民族文明更高明，当然，还要避免被汉文明吞噬，所以，他绝对不会把自己的政治倾向和中国士大夫们的政治倾向混为一谈。

但是，实用主义者的忽必烈，他的儿子真金太子，却是从小生活在忽必烈亲近汉文化、信任儒生们的氛围中长大的，并从小接受儒生大家的教导，已经被熏陶的非常彻底。

正是这点差异，也为君臣父子俩的分歧、以及真金悲剧性的结局埋下伏笔，这大概才是忽必烈始料不及的吧！孩子太实诚了也是愁人啊！

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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