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超级电脑(民国超级电脑txt)

“即如讲教育，匪区（即共产党的根据地）里面最紧张的，就是教育！最有纪律的，就是教育，最有精神的，也就是教育！而我们现在各地方的情形却不然，比方崇仁地方，所有的高小学校就完全停下来了，土匪（即共产党）他们什么经费可以少，教育经费一定要筹到，我们却反而要常常拿教育经费来做旁的用。”

——蒋介石:《以自强的精神剿必亡的赤匪》（1933年5月15日演讲）

请看，连民国的领导人蒋介石都不承认自己统治下的民国教育有多么辉煌，今日网络上的衮衮诸公凭什么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还不如被推翻的蒋家王朝呢？

“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大约是80%，而且被视为识字的20%的人当中，已经包括了那些只认识几百个中国汉字的人和在今天只能列为半文盲的人。”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试问这种教育状况，以及培养出的学生，能够适合国家建设的需要吗？另外，所谓大师，仅是相对于那80%的文盲而言，属于贵族阶层的产物，他们因为比文盲多读了一些书，于是便成了大师。夸张地说一句，今日许多高中生回到那个年代，便也算是大师了。即便连胡适，也曾在《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一文中怒怼民国教育：“小学教育太不普及，所以中学教育便成了极少数富家子弟的专有品，大学教育更不用说了。今日大多数升学的青年，不一定是应该升学的，只因为他们的家庭有送子弟升学的能力”

再根据民国财政部1948年编的《财政年鉴》，民国历年的教育投入平均值不超过2%，而这个“教育投入”还不是专指教育经费，而是教育、科学和文化的总支出，对比新中国2009年，同类数据为19%。习近平同志曾明确国家的教育发展战略为“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努力让每个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努力让十三亿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获得发展自身、奉献社会、造福人民的能力。”

然而民国教育却是这样的：“（民国时期）学校内缺乏社会理想，是一种不直接与周围的生活以及通常获得国家新生的必要条件相联系的抽象教育。这就使中国的人民群众与知识分子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鸿沟，前者是文盲，不了解国家的需要，而后者在奢侈的学校受教育，对群众的要求漠不关心。”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新旧时代的教育对比，如此鲜明，稍有历史常识之人，便不能得出结论，如果真能实现穿越，你也不愿生在民国，因为你想读个中学的话，得像蒋介石秘书、中央大学教授陶希圣所记述的民国那样“出身中资或富裕的工商业、地主、官僚家族”，如果要成为凤毛麟角的大学生，则要挤身“上层社会的地盘”。而且如果想学理工科建设国家，相当困难，因为国内缺乏相应的师资和资源。整个国家的教育体系，还是在前清的重文轻理的模式下操作，“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仍然占据着人们的大脑，正如剑桥大学研究资料所说，“与忽视科学和技术相比，法律、政治和文学的学科过度膨胀”、“披着现代外衣重新出现的古代传统”。

说完让人极度沮丧的民国教育，就不能不提一下那些“光彩照人”的民国大师们了，然而考究一下这些大师们的出身和所学，基本上学成自清朝，所涉领域不过仍是经史子集等旧学，如前清士大夫一样钻进故纸堆中，在国破家亡、百姓流离之际，却去研究一些丝毫不能经世济时的学问，比如近年来被无限吹捧“三百年仅此一人”的陈寅恪，不过拾了清代乾嘉考据学派的尾巴，他的得意学问竟是研究杨玉环在入宫侍奉唐玄宗时是否处女这种八卦课题，难怪同时代的钱钟书批评他“太无聊”“考据繁琐化”。这类“民国大师”的学问其实可能还不如前清的举人，也许还不如懂得“回”字有四种写法的孔乙己，然而在民国那个特定的时代，他们就成了大师，当然，他们还得配合着显贵的出身，比如陈寅恪，就是官三代，祖父是清末名臣陈宝箴，父亲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他能进清华之门庭，成为“四大导师”之一，首要原因便是其出身和族望，而非其学问。

顺便说一下这位“陈大师”，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一个星期后的7月14日，陈寅恪在清华园对吴宓说过这样的话：“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为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

“三百年来唯此一人”的大师陈寅恪不过如此而已，尚不如他笔下的明末抗清不屈的妓女柳如是！

当然，其时也有着一些十分时髦的大师，如胡适，如徐志摩，在他们那风花雪月、夏虫寂寞的诗文中，你却是丝毫感觉不到当时中国人民的苦难！

民国四万万人，仅数百万人可品味的书香琴韵，那不叫文化，而只是精神贵族的玩物！怎如当代中国的一个百家讲坛，能带起全民族的国学热、历史迷，才叫品味文化，这才叫弘扬与继承！即便某些民国大师狂傲之极、风骨清高，然而却不能使中华脊梁硬挺，当年日寇兵临城下，可曾指望他们之中一人能赋诗一首以退强敌？无论是张恨水的水长东，还是林徽因的四月天，笔下写不尽的男欢女爱离恨天，但可有一位大师知道“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宋末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的文天祥，明末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哪个不是文章著于千古的一代宗师？他们不仅用笔抒发爱国之情，激励天下志士不使江山染胡尘，更能投笔从戎，在战场之上抗击强虏，宁死不毁其节。试问那些标榜学问和风骨的民国大师们，可曾有几个做到了这些？

有一句非常煽情的话，似乎叫什么“民国之后再无大师”，笔者是特为反感的，请问民国之时的这些大师，到底有何举世闻名的著作、理论和成就？媒体不负责任的宣传与炒作，三人终成虎，使人们产生了厚古薄今的思维惯性，一谈民国，必言大师。不过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满嘴说的民国大师多如牛毛，却不细述究竟为何。反观新中国，真正的大师都是国之重器，如钱学森，如袁隆平，如王选，如陈景润、如王力、如屠呦呦、如于敏……，仅在2017年，我国就有47位世界一流的科学家逝世，这些才是真正的大师，把他们放到民国，可以秒杀一切所谓大师，但也注定他们会一事无成，因为民国根本没有能成就他们的土壤！有人会说，这些科学家好多都是民国培养的，且不说这不符合事实，便是按此逻辑，民国的大师还都是清朝培养的，当今美国的许多华人科技工作者还都是在大陆完成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更不用说许多科学家的确就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

民国有大师，是因为老百姓的文盲率太高，稍有文化的人，立即会在人群中被识别出来，成为万众瞩目的核心。然后今天，资讯发达了，人们受教育的机会多了，层次也更高了，学成之人十分普遍，能够说得出爱因斯坦相对论和纵横中国二十四史的人太多了，除非精英中的精英，否则便很难得到太大的关注，于是给了人们没有大师的错觉，也给了无聊之人炒作“民国之后无大师”的吐槽空间。

然而，这一切的“归于平淡”，并非由于我们不再需要大师了，没有大师了，恰是新中国七十年来的教育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基本扫除了文盲，更使全民文化素质和科学素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我们的确不需要那些风花雪月、清高傲骨的大师了，我们需要的是扎根于实际的钉子和团结协作的团体。这个团体中，人人都是自己专业领域内的大师，有着真才实学，所以这个团体才能高效和成功。

今日中国的科技成就和经济发展，无不得益于中国教育，以及中国教育培养出来的大量各类人才。中国教育有成就，中国人民有智慧，我们创造出了超级计算机、北斗导航系统、列20、量子通讯、墨子号卫星、5G、三代核电、高铁和各种的超级工程……，我们曾由衷地感叹“厉害了，我的国！”，但请一定不要忘记，这些都是新中国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才造就的，他们除了课堂上所学得的扎实知识，还在中国教育的前辈中学会了戒骄戒躁、默默奉献。

笔者和各位一样，我们本身就是中国教育的产物，我们今天仍在为中国教育奉献着一生，我们实在不应妄自菲薄和自我否定，珍视我们的理念和价值观，更要尊重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正如十九大报告所说，我国义务教育普及率已超过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在全球9个发展中人口大国中率先实现全民教育目标。接下来，我们的教育从“广覆盖”向“有质量”迈进，既是百姓的新期待，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通过“有质量的教育”进一步为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提供优质劳动力，推动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助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