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水(西汉水重新流入汉江)

【摘 要】西汉时期是我国古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阶段，在与周边民族进行交往的过程中，少数民族的统治阶层不断归降汉朝，对于这批内附的胡人，西汉王朝采取了相应的对策，研究内附胡人在汉朝的处置情况对于研究西汉王朝的民族关系是一个有益的视角。

【关键词】西汉；内附胡人；民族关系

“胡”之名本指指匈奴，后乃延伸为北方民族的通称，再后来学者则是将深目高鼻多须，形貌与东方人不同的人称之为“胡”。所以在本文中，凡是非华夏族的统称为胡人。近年来学界研究西汉民族关系的成果颇多，主要有《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1、《匈奴史》2等，这为研究西汉民族关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文通过对《史记》、《汉书》包括《汉书·功臣表》、《汉书·匈奴列传》中所载降汉的少数民族贵族即本文所讲述的“内附胡人”的资料的翻检及其内附胡人在西汉的活动的考述，来进一步探讨西汉的民族政策。

一、西汉前期的内附胡人

两汉时期，民族关系的热点和焦点都在北方及西北边疆，然翻检史籍却发现在西汉前期内附胡人则以越族为主，少有匈奴人，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西汉对匈奴的妥协、退让的政策。

西汉建立之初，由于长时期的战争，社会经济破败不堪，国势严重衰弱，而匈奴冒顿单于趁时崛起，“控弦之士三十余万”[1]（P2890）建立了强大的奴隶制帝国。刘邦在忙于处理内部事务的同时，本欲趁击败项羽之威，一举荡平匈奴，但他错误估计匈奴军力，贸然进军，以致出现 “白登之围”。后用陈平之计，才得以脱险，被迫采用娄敬和亲之策，“使娄敬结和亲之约”[2]（P3754）和亲政策对汉朝而言是“屈辱性”的政策，是一种变相的纳贡。汉朝之所以会采出此下策，最根本的因素是国力太弱，新生的汉王朝还没有能力与当时匈奴帝国相抗衡。

然而，高祖时期内附族属为越的胡人数量不少，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在刘邦与项羽的较量中立功之人，如丁复、傅胡害、摇母馀、华毋害、革朱等。《史记·东越列传》记载：“及诸侯叛秦，无诸、摇率越归番阳令吴芮……。当是之时，项籍主命，弗王，以故不附楚。汉击项籍，无诸、摇率越人佐汉。”[1]（P2979）高祖建立汉朝之后，为了拉拢人心，对这些人作出了很好的安排，封侯领户，最高的达七千八百户，待遇都非常好。这些人不仅助汉高祖夺得天下，而且也为越族与西汉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加强了民族融合。

至文景时期，归汉的胡人族属发生了重大变化，归降者身份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文献中也多处记载了归汉的胡人。正如晁错所言：“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 [2（P2282）汉文帝致匈奴单于文书中，也提到“俱去前事，朕释逃虏民，单于勿言章尼等。” [1]（P2903）章尼就是投降到汉朝去的匈奴人。[3]（P90）文景时期之所以有如此多的内附胡人，原因既与文帝和景帝采取“与民休息” [2]（P153），维持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和谐政策，强大的经济实力使得其他的民族愿意居住在汉朝有关，也与两位皇帝厚待归汉胡人的强大决心有关。景帝中元三年（前147年），匈奴王徐卢等人降汉，景帝“欲侯之以劝后” [2]（P2061），希望借封匈奴降者为侯，来鼓励更多的人归汉，而丞相周亚夫极力反对：“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则何以责人臣不守节者乎？” [2]（P2061）汉景帝毫不客气的回击：“丞相议不可用”，[2（P2061）也正是这份决心，保障了归汉的胡人的数量。

二、汉武帝时期的内附胡人

汉武帝时期，经济实力空前增强，使得这一时期成为西汉内附胡人数量最多的时期。

（一）来自匈奴的胡人

武帝时期，匈奴之大臣、贵族归降西汉者与武帝前期相比，数量猛增，仅列于的功臣表中的匈奴人降汉封侯者就有20人以上[4]（P277），武帝时期内附胡人族属为匈奴的数量增多除了汉朝国力强盛外还有其他原因。

其一是战争原因。在武帝即位之初，一方面继续奉行与匈奴的和亲政策，“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2]（P3765）同时又派张骞通西域，欲连月氏共击匈奴。“马邑之谋”事件后，汉匈之间的关系急速恶化，“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2]（P3765）汉亦不断派大军击匈奴，战争状态不仅使双方的交流更加频繁，同时也促使来汉的匈奴人数增多。

其二是汉武帝对内附胡人的优厚待遇决策。汉初，贾谊曾经向统治者提出“三表五饵”的政策，“建三表，设五饵，”三表即为“信”、“爱”、“好”，要求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实施仁道，注重诚信，五饵为“盛服车乘、盛食珍珠、音乐妇人、高堂邃宇、召幸娱乐”，[1]（P57）目的为“以此与单于争其民”，[5]（P30） 但当时并未被采纳，而汉武帝是这种思想的贯彻实施者。

政治上，封侯赐邑，择贤而用，不搞民族歧视。汉武帝时期，由于归汉和俘获的匈奴将领和民众数量大大增加，如何处理这部分人就成为一个大问题。汉武帝顶住压力而实行优厚安抚办法。“胡降者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县官不给，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出御府禁臧以澹之。”[2]（P2420）封侯的匈奴将领也和其他汉朝贵族一样过着衣食租税的生活，并可传位子孙。除封侯赐邑外，汉武帝还提拔任用了归汉匈奴中的一些人，如金日磾，本是匈奴休屠王子，由于马养得好受到武帝赏识，“出则骖乘，入侍左右。贵戚多窃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贵重之！’上闻，愈厚焉。” [2]（P2960）后来在莽何罗谋反事件中救了武帝，“武帝遗诏以讨莽何罗功封金日磾为秺侯”，[2]（P2962）和霍光、上官桀一同成为汉武帝任命的辅佐大臣。他的家族“七世内侍”，[2]（P2960）成为当时的大族。

在经济生产方式上，尊重民族经济特点，因其俗，设属国。属国之设起自秦代，文帝时贾谊虽提出过设立属国的建议，但未付诸实施。武帝元狩二年（前121），西汉发动“河西之战”，匈奴遭到重大损失，加上匈奴统治者的内讧，浑邪王杀休屠王率其众4万人降汉。汉朝将匈奴归附之众徙至边境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塞外五属国。“乃分处降者于五边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2]（P2483）这些属国由都尉、丞侯、千人管理，基层组织和生产生活方式仍然保留匈奴原来的方式。这为汉匈民族的融合、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也成为西汉武帝以后各代安置内附胡人的主要方式。

军事上，增置八胡骑校尉和长水校尉，吸收匈奴族人加入军事组织。匈奴是一个游牧民族，“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2]（P2281）为此，汉武帝让一些匈奴降将率领自己的士兵加入到汉军军队中。如霍去病的部属中，就有如赵破奴、高不识、仆多、路博德、复陆支、伊即轩等人，其中“杜侯陆复支，以匈奴归义因熟王从骠骑将军击右王，以少破多，捕虏三千一百” [2]（P2487）。由于这些人熟悉边地地形，熟知匈奴的作战方法，所以，他们的加入大大加强了汉军的作战能力。如赵破奴从霍去病击匈奴，“捕稽且王、右干骑将、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虏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虏千四百人”。 [2]（P2934）

（二）来自羌族的胡人

汉武帝统治时期，北方最大的威胁是匈奴，但是除了匈奴外，西北方的羌族也不容小觑。匈奴浑邪王归降汉朝后，割断了匈奴与河湟羌人的联系，[6]（P212）汉武帝适时制定了隔绝羌胡交通、阻止匈羌结盟的方针。但在元鼎五年（前112年），“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解仇结盟，与匈奴通，合兵十余万，共攻令居、安故、围木包罕”，[7]（P2876）而匈奴也派兵与羌人遥相呼应。武帝遂于元鼎六年（前111年）派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率军十万挺进河湟地区，大部羌人归降，如先零羌杨玉归降汉朝就被封为归义羌侯。为了便于统辖归附的羌人，元鼎六年设置护羌校尉，执掌羌族事务[8]（P269），同时派驻军队监视领护羌族各部。

（三）来自西南夷的胡人

“西南夷”是指两汉时期分布在南方的诸多少数民族，又可分为西夷和南夷。据《汉书》记载，西夷是指居于蜀西及西南的邛、昆明等地的民族；南夷是指居于巴蜀南方的夜郎、且兰等地的民族。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武帝“拜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筰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 [1]（P2994）夜郎王死后又封其三子为侯。元光五年（前130年）“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2]（P2581）元朔三年（前126年），由于西汉经营西南夷耗资甚众，公孙弘建议武帝放弃，西汉王朝遂暂时放弃了对西南夷的统一。

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反叛，汉调南夷兵讨伐南越，其君头兰兴兵杀犍为太守，次年西汉王朝平定南越后，杀头兰、邛君等反汉西南夷贵族，以南夷地为牂牁郡、邛都为越嶲郡、筰都为沈犁郡、冉駹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元封二年（前109年），汉军败劳浸、靡莫，兵临滇国，迫使滇王“举国降，请置吏入朝”，汉以其地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2]（P3842）至此，西汉王朝基本上完成了对西南夷的统一。

（四）来自百越族的胡人

西汉初年，闽越因在楚汉战争中相助刘邦而获得封赐，割据地方。建元六年（前135年），闽越王发兵击南越引起内乱，闽越王之弟余善杀兄自立，汉武帝立余善为东越王。元鼎五年，南越反，余善上书请求出兵与汉军共击南越，但私下和南越交往引发汉越矛盾，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发兵攻杀余善，而在攻杀余善过程中立功的越族人都获得了丰厚赏赐，如建成、居股等人。之后，汉武帝将归降的闽越人迁到江淮地区，使其逐步成为汉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

南越国是秦末汉初割据南方的地方政权，建元四年（前137年），南越王赵佗死，孙子胡继位，闽越趁机相攻，汉朝派兵相助，南越派太子婴齐到长安为质，并向汉中央朝贡。不久其丞相吕嘉造反，武帝派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桂阳，下湟水；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下浈水；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下漓水；甲为下濑将军，下苍梧。皆将罪人，江淮以南楼船十万人。越驰义侯遗别将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爿羊柯江，咸会番禺。”[2]（p187）兵分五路平定吕嘉叛乱。

由此可见，武帝时期，内附胡人规模不断扩大，族属不再单一，归降者身份多元化，甚至匈奴单于的太子、南越王等各个民族的统治者也选择了内附汉朝。汉武帝采取的政策及其对内附胡人的安排为后世做出榜样，昭宣之世继续推行汉武帝的民族政策。

三、昭宣之世的内附胡人

汉昭帝和汉宣帝在位期间“四夷宾服”。[9]（P138）昭宣时期继续贯彻武帝的民族政策，对内附各部族首领进行笼络安抚，并将属国制度发扬光大，这一时期的属国制度主要针对的是羌族。《汉书 赵充国传》中记载：“初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 [2]（P2993）汉朝对归降的羌族部落首领则分别授予王、侯、君等称号，《汉书·赵充国传》记载：“封若零、弟泽二人为帅众王，离留、且种二人为侯，儿库为君，阳雕为言兵侯，良儿为君，靡忘为献牛君”[2] （P2993）汉王朝封授如此众多的西羌酋豪为侯王君长，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统治羌族，而这样的处置方式使得汉朝与羌族能够和谐相处，属国制也成为处理内附胡人的主要方式。

昭宣时期，匈奴多次入侵乌孙，乌孙上书请求汉朝援助，汉宣帝于本始二年（前72年）发兵匈奴，乌孙密切配合。这次战争，匈奴大伤元气，“民众死伤而去者，及畜产远移死亡，不可胜数。于是匈奴遂衰耗，怨乌孙”。在此情况下，内附归汉的匈奴人不断增加。而“五单于的争立”则从内部瓦解了强大的匈奴帝国，直接导致了日逐王和呼韩邪单于的归降。

小 结

综上所述，西汉前期内附胡人以越族和匈奴为主，族属成分单一，汉武帝时期的内附胡人达到西汉的高潮，族属成分多元化，归汉者的身份地位愈来愈高，直至昭宣时期内附胡人的趋势才有所下降。对于这样一个群体，汉朝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或设立属国，或封王封侯，或给与优厚待遇。内附胡人加强了西汉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推进了民族融合的进程。汉朝对于内附胡人所采取的属国政策为后来历代统治阶层所借鉴，后世的羁縻府州县制、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等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都以此为蓝本而实施的。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林幹.匈奴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陈序经.匈奴史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5]贾谊.新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江应梁.中国民族史上卷[M].北京：民族出版，1990.

[7]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8]田继周.中国历代民族史—秦汉民族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9]吕思勉.秦汉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