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谦(苏谦益)

苏谦益（1913—2007）

苏谦益，汉族，1913年出生于原籍托克托县（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

苏谦益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店员家庭，六七岁时就带着弟弟挖野菜、砍柴火，以贴补家用。后来，父母节衣缩食，送他上了托克托县育才小学堂。1928年，苏谦益来到绥远省归绥一中读书，1931年毕业后在绥远省立第三小学当教员，他和中共地下党员杜如薪用自己微薄的薪水，创办了绥远地区第一个油印革命刊物《血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血腥屠杀，号召人们抗日救亡，当年在归绥影响很大。1932年6月下旬，在河北省反帝大同盟的支持和领导下，杜如薪和苏谦益发起成立了“绥远反帝大同盟”，杜如薪担任书记，苏谦益负责宣传工作，主要活动是在中小学生、各族群众和工人市民中发展会员，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宣传抗日救亡，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他们先后建立了八个反帝大同盟小组，发展了50多名会员。8月，中共河北省委派遣杨一帆、张璋来到绥远，听取了杜如薪介绍绥远反帝大同盟的情况，并对苏谦益、杨叶澎、马麟（后来叛变）进行了党课教育和认真考察，决定接收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苏谦益的宿舍，杨一帆、杜如薪主持了他们的入党宣誓仪式。

1933年2月，中共河北省委决定恢复绥远地区党组织，在旧城杜如薪一个亲戚家里，杨一帆代表河北省委宣布成立中共归绥中心县委，指定杜如薪担任书记，马麟负责组织工作，苏谦益负责宣传工作。县委机关设在旧城九龙湾街，马麟常驻机关，负责日常工作和对外联系。党组织的建立，推动了绥远反帝大同盟工作的进行，当时属于归绥中心县委领导的党员有杨叶澎、武达平、杜琏、王炳熨、朱宝光等人，他们发展盟员，宣传抗日，积极开展抵制日货活动。同年，苏谦益调到绥远中山学院附小担任教员，春节期间，他和杜如薪创建了归绥市第一个话剧团“绥远剧社”，在旧城大观园剧场演出了话剧《无线电急奏》，为了扩大影响，特邀著名人士《绥远日报》总编辑杨令德先生在演出之前发表抗日宣传致词，苏谦益做了富有鼓动性的演讲。演出进行了三天，影响很大，深受归绥群众的欢迎。

由于绥远反帝大同盟经验不足，很快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注意，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苏谦益、杨叶澎、杨国兴、杨一帆、韩燕如等人先后被捕，他们只承认是绥远反帝大同盟会员，拒不承认是共产党员。绥远省高等法院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判处苏谦益、杨叶澎、杨国兴、韩燕如四个人每人两年半徒刑，关押在绥远第一模范监狱。在长期的囚禁中，杨一帆被折磨致死，苏谦益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毫不动摇，一直在监狱里待了三年四个月，就在他们即将出狱时，绥远警察局突然宣布苏谦益和杨叶澎等人死刑，准备杀一儆百，临刑之前，被一个支持抗日的乡绅担保救了下来。

早在1931年，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在莫斯科成立的国际联合组织）派遣王若飞回国，担任中共西北特委书记，任务是开辟西北地区包括内蒙古西部的革命工作，在包头和乌兰夫取得联系后，准备去宁夏的前一天晚上被敌人逮捕，押回归绥，关押在绥远第一模范监狱。苏谦益入狱后，很快与王若飞取得联系，他们在监狱里联合其他共产党员，开展绝食斗争，迫使监狱改善了犯人待遇。

1936年，苏谦益出狱后，因为找不到党组织，也为了躲避敌人跟踪，只好去了太原，参加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抗日组织，简称“牺盟会”），先后担任晋西北牺盟会山阴县特派员、临县中心区党团书记、临县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晋西北牺盟会办事处组织部长、党团书记。1941年，山西党组织派遣苏谦益回到家乡，在大青山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他先后担任晋西北四分区专员、党团书记、大青山绥察行署专员、副主任、党组书记、绥察行署党团书记、中共绥蒙区工委委员、绥蒙区党委宣传部长。解放战争时期，苏谦益先后担任中共绥蒙区党委副书记、绥远省军政委员会委员、绥远省政府委员、副主席兼蒙绥分局企业管委会主任、绥远省财委会主任、蒙绥人民武装委员会副主任、内蒙古军区副政委、中共绥远省委副书记、代理书记。

苏谦益和乌兰夫开始认识并互相了解是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组建部队期间。1945年，乌兰夫在张家口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当选联合会主席兼军事部长，他深知联合会的首要任务是组建一支内蒙古人民自己的军队。当时，绥蒙军区有国民党起义部队改编的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另外，还有李森、李自勉、云正旭等人领导的大青山蒙古抗日游击队，杨秀齐、李存义等人领导的绥东游击队，奇俊山、李景山、云德胜等人领导的绥西游击队。乌兰夫与中共绥蒙区党委姚喆、苏谦益等主要领导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就以人民自卫军三个支队和几个游击队为基础，从绥蒙军区选调一些干部作为骨干，组成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独立旅。这是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后在党领导下的第一支部队，后来扩编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16师。苏谦益和乌兰夫从此结成了老乡加战友的革命情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谦益历任中共内蒙古分局副书记、常委、内蒙古党校校长、绥远省政协主席、内蒙古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内蒙古党委委员、常委、副书记，特别是他兼任包头市委书记和市长期间，为把包头建设成现代化的钢铁城市，做出了突出贡献。

1953年，中央决定建设包钢。当时担任中共蒙绥分局书记、内蒙古政府主席的乌兰夫首先考虑的是让谁来挂帅，他毫不犹豫地选定了苏谦益，认为他是最佳人选。经过报请中共华北局和中共中央批准，1953年11月，中共蒙绥分局副书记、内蒙古政府副主席苏谦益正式到包头兼任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工作重点放在包头。两位内蒙古的主要领导在包头工业基地即将开始建设的时候，对谁来挂帅很快达成了一致，表现出相互之间的充分信任，他们全力以赴投入到包头工业基地建设，共同谱写了一曲蒙汉族领导干部为了内蒙古的建设事业、为了祖国繁荣富强，同心同德、共同奋斗的佳话。

乌兰夫和苏谦益共同解决的第一个难题是白云鄂博矿山的敖包搬迁问题。白云鄂博矿山是包钢的铁矿原料供应地，1956年，白云鄂博铁矿就要破土兴建，不料遇到了当地牧民和一些喇嘛的阻拦。他们说，白云鄂博矿山是一座神山，山上有他们世世代代祭祀的敖包，破坏了敖包就会有灾难降临。当时，包钢的领导、白云鄂博当地领导，包括苏谦益亲自出面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苏谦益无可奈何之下，回到呼和浩特找乌兰夫汇报，乌兰夫二话没说，立刻和苏谦益一起去了白云鄂博。乌兰夫邀请了在当地很有影响的喇嘛和牧民代表一起座谈，讲解了建设包钢的重要意义，建议另选一块宝地，举行隆重的仪式搬迁敖包。白云鄂博的喇嘛和牧民知道乌兰夫是蒙古族领袖人物，也是内蒙古的大领导，而且说的话句句在理，他们很快同意了搬迁敖包。

乌兰夫和苏谦益共同解决的第二个难题是“锅、米、柴”的统一管理问题。随着包钢和包头工业基地建设的推进，乌兰夫和苏谦益考虑在行政区划上怎样才能有利于包钢的生产和包头工业基地建设。他们一起去找乌兰察布盟盟委第一书记石生荣谈话，乌兰夫形象地比喻说：“包钢就像一个大锅，矿石就是做饭的米，煤矿就是做饭的柴，可是锅在包头，米和柴都在乌盟。锅和柴米分别属于两家，做起饭来太不方便了。为了把锅、米、柴统一起来，归入一家，最好把乌盟的白云鄂博铁矿、石拐沟煤矿划给包头；还有，随着包头未来的建设发展，职工和家属就会越来越多。他们每个人都要吃粮、吃菜，最好在本地区解决，所以我们考虑，能不能把乌盟的固阳县也划归包头。”石生荣明白了乌兰夫的意思，表示为了顾全大局，同意这个方案。随后，乌兰夫主持内蒙古党委研究决定：第一、把属于乌盟达茂旗的白云鄂博铁矿、石拐沟煤矿划归包头市管辖；第二、为了解决包钢职工和包头城市居民的蔬菜和副食供应等问题，将乌盟的固阳县划归包头市所辖。这个问题的圆满解决，对包钢建设和包头地区的生产管理、副食供应都有很大影响和重要意义。

乌兰夫和苏谦益共同解决的第三个难题是为单身职工组织家庭创造条件。包钢初建时期，青年职工绝大多数是男同志，性别比例严重失调。面对这样的现实，乌兰夫和苏谦益都在考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苏谦益反复考虑以后想到一个办法：在包头建一个棉纺厂。他向乌兰夫谈了自己的想法，乌兰夫认为非常好，建议苏谦益去北京请示。苏谦益进京求见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没想到李富春认为包头不出产棉花，棉纺厂的原料都需要从外地运来，很不划算，所以不同意。苏谦益又找到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没想到薄一波和李富春的态度一样。苏谦益高兴而去，扫兴而归，但是不死心，回到呼和浩特又去见乌兰夫，讲述了进京的结果：“看来这个事还得你出面。”乌兰夫很痛快，马上和苏谦益去了北京，直奔中南海去见周总理。周总理听后，称赞他们的想法很好，同意在包头兴建一个棉纺厂，并正式向中央写了报告。这个报告最后呈送到毛泽东主席面前，毛泽东主席在报告上批阅了“准建”两个字。随后，一座两千台织布机的棉纺厂很快在包头建了起来，青年女工最多的时候达到一万多人。包头棉纺厂女职工和其他企业的青年经常进行联欢舞会活动，给青年男女提供了接触的机会，为他们组成小家庭创造了有利条件。

1960年以后，苏谦益担任过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秘书长、研究室主任、书记处书记。最让苏谦益难忘的是他兼任包头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期间，为了把包头建成一个现代化的“草原钢城”和新中国的工业基地，为了国家的工业化发展，他和乌兰夫一起度过了一段激情澎湃、热火朝天、催人奋进、干劲倍增的火红年代。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苏谦益遭受了残酷迫害，被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直到1978年才恢复工作，担任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兼院长。1982年，苏谦益退居二线，先后出任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赴江西、河南联络员小组组长、东北巡视组组长。苏谦益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2001年离职休养，享受正部长级待遇，2007年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