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元(宋哲元为什么弃北平而走)

很多人在说张自忠殉国时为其气节所折，谈的多是他的爱国情怀。在我看来，这不全面，当然将军的气节与爱国之情我没有丝毫怀疑。但是他当时殉国，除了爱国之情，还有别的心理动机，那就是汉奸的名头。

这个名头他顶着的时间太长了，顶的也太沉重了，沉重到非得一死来明志才能洗刷掉这个罪名。

我想，将军殉国前，想的除了自己已为国家尽了最后一份心力以外，还有就是自己终于可以丢掉这个汉奸的骂名了。

很多人对张将军在殉国前遭受的汉奸骂名避之不谈，似乎有损他的伟大形象，但是，谈一谈这件事不仅于张自忠形象无损，反而有利于我们更好理解他“忍痛含垢，与敌周旋”的不易与伟大！

张自忠

“汉奸”张自忠

张自忠从1937之前开始背负汉奸的骂名，直至1940年5月16日牺牲后这些骂名才逐渐消失。

“汉奸”的名声来自于他在七七事变前后的作为。他在卖国条约上签字；他和日本人往来甚密：他去日本访问还参加了天皇阅兵式，日本欢迎他的仪式规格超过了外交部长张群：他出任天津市长和北平冀察委员会委员长期间，用了许多日后的汉奸……

于是，百姓大骂他汉奸。在外人看来，29 军将士、对日本人全都横眉竖目，只有张自忠一人，竟与日军保持往来，甚至应邀去日本访问，受到欢迎和敬重。俨然一副“汉奸做派”。到卢沟桥事变后，这种指责就更多了。北平沦陷后，国人普遍认为他是汉奸亲日派，报纸上一律称他“张逆自忠”。

熊斌

百姓这么说，就连同袍都是这么觉得的。熊斌曾任宋哲元的参谋长，七七事变时任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次长，奉蒋介石之命北上劝说宋哲元到保定坐镇指挥对日作战，他评价张自忠：

“张自忠聪明机智，但不如宋明轩（即宋哲元）之通识大体，因此不免有亏损操守之处。故宋等撤离北平，交张自忠应付日军之际，张竟未察日人之野心，而以为日方仅要求中方（应为中央）势力退出华北，彼可用地方势力周旋应付。……学识不够，复热衷权力，图谋一己之利益而未能深察大局也。”

29军内部有人说宋哲元与张自忠等“所发表之谈话极不着边际”，日与日人“鬼混，希图苟安妥协”。又有人称：“宋为亲日分子齐燮元、张〇〇、张允荣、陈觉生四大金刚所包围。”其中“张〇〇”即指张自忠。

同袍这么想，就连有些上司都是这么觉得的。1937 年7 月 26 日在何应钦官邸举行的有关卢沟桥事变的汇报，曾提到二十九军官兵的对日态度，称： “ 秦德纯、冯治安则始终强硬主战，且甚服从中央。 张自忠自赴日本以还，似害有二种病，即因日人给以许多新式武器之参观，以至畏日。 因日人对其优待而亲日。”

何应钦

甚至连敌人也是这样觉着的。在之后张自忠殉国时，日军以重礼对待他遗体除了因为尊重他的气节之外，还因为很多日本人觉得他是亲日派。

一时间，国人“均误以张氏为卖国求荣的汉奸”，“大有‘国人皆曰可杀’之慨”。即使时至今日，仍然有人认为他在平津时期是有过汉奸行为的，起码他曾经被日军拉拢动摇过。然而，他真的是“汉奸”吗？事实又是什么呢？

忍痛含垢，与敌周旋

先说说他被认为是汉奸的主要原因，那就是和日本交流过密，甚至受到了日本人极高的礼遇。要说清这个事情就要从当时的时代谈起。他被指责成汉奸的这一时期，正值由于蒋介石忙于内战，长城抗战失败。中日双方签订了不平等的塘沽协定，华北只留驻一支军队，便是 29 军。

29军大刀队

彼时，蒋介石给 29 军的训令是“忍辱负重”，不主动打仗，也不放弃华北，与日军长期周旋。在华北危亡的复杂局面中，张自忠被先后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和天津市长，艰难维系着苦涩的所谓“和平”，不能得罪日本人，更不能丢中国人的脸。

那么，张自忠的态度是什么呢？

在其刚就任察哈尔省主席时，遇到派往中央军校学习的部下就主动打听中央关于抗战的主张。当听到中央政府以“抗日不是一人一家的事，是关系民主、国家存亡的大事，所以不能轻举妄动。我们不是不抗日，抗日需要准备，准备需要时间。我们争取和平，就是为了准备抗战，能准备多少算多少”为借口时，张自忠气愤地说：“汪先生说得对，这是国家大事，要是我自己的事早与鬼子拼老命啦。”

张自忠

国民党的中央政府这番话也并非完全是托辞，日本国力强于中国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需要拖延时间。而张自忠就成了国家决策的牺牲品，他想和日军决一死战，但他又不得不和日本人虚与委蛇，就成了国人眼中的汉奸。

正如史沫特莱所说过的

“一个政府的政策能由个人来负责吗？在长达六年之久的时间里，面对日本的每一个侵略行动，中国政府哪一次不是步步退让或妥协，哪一次不是以局部事件作了结呢？在日寇淫威下，整个河北省几乎全部不站而退，非军事化了，而张将军，像在华北所有人一样，包括他所在的二十九军在内，已习惯于被人当作中国与日本之间的缓冲人物了”

当然除此以外，日本人也在竭力营造出一种张自忠与日“友好”的局面，以此逼迫张将军倒向日方，也分化29军内部。他们这样的欺骗宣传是非常成功的，以至于当时大多数国人相信了他们的说辞。当然，也许有人会反驳我说：你怎么知道日军是欺骗宣传而不是确有其事呢？

在卢沟桥事变后，29军与日军进行了谈判。后来参加了此次谈判的今井武夫回忆道，张自忠“他不仅不同意处分中国军队的责任者，从卢沟桥附近撤兵也不同意，提出由其他部队换防”，他认为“不能过于期待张自忠的实力，结果并不乐观，即使张自忠对大部分内容给予承认，但对撤兵一事表示无法同意”。

日军对于张自忠的评价可见他们心知肚明张将军是怎样的人，但他们仍然公开表示“： “宋之部下主战最烈者为冯治安，以冯主意早已收回通州直抵山海关矣。然张自忠则主和平解决。”日军甚至提出了“只打冯治安部，不打张部”的口号，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这样一来，张将军与日本来往过密、“亲日”，日本以高规格对待将军的事情都有了解释，这完全是他为国民党的决策背了锅，加之日军的无耻污蔑。

张自忠

再说说被认为是他“汉奸”铁证的两份协定：《秦土协定》和《香月细目》，前者是一个卖国条约但是最后是他去签字的，后者也同样有排斥爱国人士、亲日卖国的内容而且许多人指责他是背着中央政府和宋哲元签订的。

首先说说《秦土协定》，从名字就知道不是张自忠的个人意愿，这个协议是由29军副军长秦德纯与日方敲定的具体内容。但秦德纯却被视为坚定的抗日派，这是因为这个出卖了察哈尔和华北大半主权的卖国协定是国民政府为了迟滞、拖延日军而授意、默许29军签订的。而秦德纯在与日军签字时却装病避开了此事，张自忠不忍其他人为难，自己揽下了这个差事，

结果授意的国民政府没有被骂、秦德纯背着好名声，仗义挺身的张自忠却背上了汉奸的骂名。

秦德纯

还有《香月细目》，很多人借此指责张自忠是因为他“瞒着”宋哲元和中央政府签订此条约。然而，此等说法来自于当时记者采访何应钦与宋哲元时的回答。考虑到国民政府一向隐瞒真相的行为，何应钦的发言真相不可知了。但就说宋哲元，他真的不知道吗？

香月清司于1937年7月12日11点半左右抵津接任驻屯军司令官，声称宋哲元“召集冀察要人来天津共商对策”， “专门命令”张自忠谈判。

香月清司向宋哲元提出了“七细目”： “（一）取缔排日；（二）罢黜排日要人；（三）撤废排日机关；（四）取缔蓝衣社；（五）取缔排日言论；（六）取缔学生运动；（七）二十九军撤走，北平治安由保安队入城维持。”

日方声称“宋哲元原则上（对此）没有异议，但要求缓行”。可见，宋哲元知道且默许了这个《香月细目》的主要内容。结果等到签完以后，却声称对此完全不知，那么他对张自忠签字的行为知与不知就值得商榷了。

宋哲元

还有说他在之后任北平市长兼冀察政务会委员长时用了很多汉奸，还让29军部分部队不抵抗就后撤。但是29军的撤退是有预谋的集结，张自忠出任北平的任务之一是掩护第29军撤退。正是在他奉命留守北平的几天内，第 29 军除刘汝明第 143 师防守张家口外，其余“正向保定东北集结”，得以保存了有生力量，避免了29军因过于分散被各个击破、完全消灭。所以，“不抵抗就是投降”的逻辑用在此时的张自忠身上就是完全的污蔑。

还有用汉奸的事情，当时平津已经事实上没有中国武装，整个河北也只有29军。张自忠将汉奸们网罗起来反而是延缓了汉奸政权的出台，为29军后撤提供了时间。而且汉奸进入冀察政务委员会，是早就有的事情，所谓“冀察政务会”，就是国民政府、29军以及日本人各派代表加入的机构。这是国民政府和宋哲元退让的结果，反而怪到了张自忠身上。

曾加入冀察政务会的汉奸齐燮元

痛苦难言，以死明志

所以，从以上来看，张自忠不是汉奸，反而为了国家做出了太多牺牲。正如傅作义评论张自忠时所说的那样，“本来平津造成的特殊化，是专为缓冲敌人的一种策略，好作我们整个抗战的准备。回顾现在抗战三年持久的成绩,固然凭各战区英勇健儿血的写实，换一句话说又何尝不是平津当局不避艰危,和不辞嫌怨的来作挡箭牌的功用”。

但是，国民政府的错、宋哲元的错、秦德纯的错最后却都由他一人承担，内心之压力与痛苦可想而知。

被任命为北平市长与日周旋时，他当着秦德纯的面落泪了，他对秦德纯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

张自忠在北平苦苦支撑，数次冒险出城均被日军拦截 。直到 1937 年冬，他先称病躲进德国医院,再乔装逃到天津,辗转取道烟台、济南,最后到达南京。

他是装病，但似乎也是真的有了心病。此后，别人打败仗可以是能力不济，张自忠打败仗就是“汉奸行径”。

离开北平后，他被蒋介石任命为59军军长。

在增援临沂的战前会议上，张自忠就说， “无论谁都可以打败仗，唯有我张自忠不能！我的冤枉，只有一拼与死，拿真实的战绩才能洗刷干净！我带领大家拼死保国”。

他产生了以死明志的想法，其实刚就任59军军长时，他就说过：“今日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外，是和大家一同寻找死的地方。”

之后就是一场场血战，张自忠每战必留遗嘱，抱定必死之心，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他率所部与日军先后交战不下十余次，屡有战绩。 举其大端：一战于淝水；二战于临沂；三战于徐州；四战于随枣。

直到枣宜会战中，他亲临一线督战却被日军发现行踪并合围，战死沙场。

张自忠

后来有日军记录下了1940年5月16日时他牺牲的一幕：

当冲到距这个高大身材军官只有不到 13 米的距离时，藤冈一等兵从他射来的眼光中，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威严，竟不由自主地愣在原地。 这时背后响起了枪声，第三中队长堂野军官射出了一颗子弹，命中了这个军官的头部。 他的脸上微微出现了难受的表情。 与此同时，藤冈一等兵像是被枪声惊醒，也狠起心来，倾全身之力，举起刺刀，向高大的身躯深深扎去。 在这一刻，这个高大的身躯再也支持不住，像山体倒塌似的，轰然倒地。

他牺牲后，师长黄维纲带着士兵拼了命抢回了他的尸身。

黄维纲

当日晚上，日军汉口广播电台中止正常广播，插播一则惊人消息：

据前方战报：大日本皇军第三十九师团在本日“扫荡”湖北宜城沟沿的作战中…在遗尸中发现了支那大将张自忠总司令及其下属幕僚、团长等多人…张自忠总司令，字荩忱…中国事变爆发以来，如此高级的指挥官战死，这是第一个。张总司令以临危不惊、泰然自若之态度与堂堂大将风度，从容而死，实在不愧为军民共仰之伟丈夫。我皇军第三十九师团官兵在荒凉的战场上，对壮烈战死的绝代勇将，奉上了最虔诚的崇敬的默祷，并将遗骸庄重收殓入棺，拟用专机运送汉口。

18日上午，忠骸运抵快活铺，三十三集团军将士痛哭相迎。冯治安将军和两名苏联顾问含泪查看了张将军伤势，发现全身共伤八处：除右肩、右腿的炮弹伤和腹部的刺刀伤外，左臂、左肋骨、右胸、右腹、右额各中一弹，颅脑塌陷变形，面目难以辨认，唯右腮的那颗黑痣仍清晰可见。

冯治安

运送他遗体的车抵宜昌，十万群众自发送殡，全城笼罩在悲壮肃穆的气氛中。敌机在上空盘旋吼叫，却无一人躲避，无一人逃散。

张自忠灵柩在此换船，溯江而上重庆。28日晨，船抵储奇门码头。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孔祥熙、宋子文、孙科、于右任、张群率文武百官臂缀黑纱，肃立码头迎灵，并登轮绕棺致哀。

28日下午，盛大隆重的祭奠仪式气氛庄严，极尽哀荣。

蒋介石和冯玉祥在祭奠仪式上

11月16日，国民政府在重庆北碚雨台山为张自忠举行“权厝”下葬仪式。所谓“权厝”，即暂时浅葬，以待抗战胜利，再移灵首都南京，举行国葬。

终于，他得以洗刷冤屈与骂名，流芳百世。

结语

张自忠不是完人，不可否认他与宋哲元等人一样旧军人出身，有着自身的局限。他们都一样，抗日可以，但最好要保全29军的利益。所以他们在日本和国民政府之间左右逢源，希望能保持自身独立。

但当日军全面开启战端时，他们又果断投入抗战，39军的佟麟阁、赵登禹、宋哲元、张自忠先后殉国。

张自忠将军是伟大的，但除了喜峰口抗战以及之后的一场场血战以外，我们还应该记住他在北平与敌周旋的不易与伟大。

正如蒋介石在他壮烈殉国后对他在七七事变期间的所作所为作的定论：“以身当樽俎折冲之交，忍痛含垢，与敌周旋，众谤群疑，无所动摇，而未尝以一语自明。” 可谓评论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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