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阙者(守阙者)

宋艳萍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内容提要：阙，作为建筑物的一部分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西汉刚刚建立，萧何负责营建未央宫，就建立了北阙和东阙。西汉时期，北阙成为吏民上书、请愿、庭争、谢罪的重要场所。东汉建都洛阳，除了苍龙阙（即东阙）、玄武阙（北阙），还建有朱雀阙。萧何建立北阙，应该和刘邦的政治史观有关。刘邦自称黑帝，并继续沿用秦的水德之制，北阙和东阙的建立应是这种政治史观的反映。东汉时，确立了火德之制，朱雀阙（南阙）的建立，并在政治地位上超过北阙，应受了东汉政治史观的影响所致。

关键词：北阙 南阙 政治史观 水德 火德

一、 汉代宫廷所建之阙

阙，作为建筑物的一部分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说文解字》将其解释为“门观也。”清代段玉裁进一步解释曰：“《释宫》曰：观谓之阙。此观上必加门者，观有不在门上者也。凡观与台在于平地，则四方而高者曰台。不必四方者曰观。其在门上者，则中央阙然，左右为观曰两观。周礼之象魏，春秋经之两观，左传僖五年之观台也。若中央不阙，则跨门为台。礼器谓之台门，左传谓之门台是也。此云阙门观也者，谓门有两观者偁阙。”从段玉裁的解释可得知，阙就是宫殿外门两旁高出的建筑物，亦称为“观”，《周礼》中的“象魏”，《春秋》中的“两观”，《左传》中的“观台”，都是阙。可知，在先秦时期，阙已经作为建筑物的一部分而存在。

《周礼·天官·太宰》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乃县治象之灋于象魏，使万民观治象，挟日而敛之。” 郑玄注引郑司农曰：“象魏，阙也。” 贾公彦疏曰：“ 郑司农云：‘象魏，阙也’者，周公谓之象魏，雉门之外，两观阙高魏魏然， 孔子谓之观。”象魏在雉门之外，《周礼·天官·阍人》“阍人掌守王宫之中门之禁”，郑玄注引郑司农曰：“王有五门，外曰皋门，二曰雉门，三曰库门，四曰应门，五曰路门。”依据郑司农的说法，王宫有五门，最外面为皋门，雉门为第二道门，也是较为靠外的大门。象魏在雉门之外，可知其在王宫中所处的位置，和天子所居之室相距较远。周代于正月之时，悬挂法律条文于象魏。象魏成为悬示教令之处，象魏为阙，这赋予阙以政治含义，此后汉代北阙的政治意义，应该溯源于此。

在汉刚刚建立，还没有统一全国之时，萧何负责营建未央宫，建立了壮丽的东阙和北阙。颜师古曰：“未央殿虽南向，而当上书奏事谒见之徒皆诣北阙，公车司马亦在北焉。是则以北阙为正门，而又有东门、东阙。至于西南两面，无门阙矣。”按照颜师古的说法，未央宫为南向，北阙是正门，官员上朝，从北阙进入。在李志慧、李巍所著《未央秘史》一书中，有一幅未央宫平面图，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北阙在未央宫的具体位置：

从图中可以看出，北阙在未央宫的北部，正处于南北中轴线的北端。在徐卫民所著《西汉未央宫》一书中，作者在论述未央宫的门阙时引用了一幅门阙复原图：

复原图中，门楼之前，高高耸立着两个阙楼。这个复原图虽有臆测成分，但为我们了解汉代的门阙提供了思路。

萧何建立了北阙，此后，北阙被赋予了越来越高的政治意义。颜师古所说“上书奏事谒见之徒皆诣北阙”，概况了北阙的基本政治功能：一，上书奏事；二，谒见。西汉时期，北阙成为吏民上书、请愿、庭争、请罪的重要场所，诣阙成为汉代重要历史名词，一些重要的政治事件发生于此。如汉宣帝时发生的冒充卫太子的事件即发生于北阙，据《汉书·隽不疑传》记载：“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黄犊车，建黄旐，衣黄襜褕，著黄冒，诣北阙，自谓卫太子。公车以闻，诏使公卿、将军、中二千石杂识视。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右将军勒兵阙下，以备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并莫敢发言。京兆尹不疑后到，叱从吏收缚。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奔，辄距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遂送诏狱。”有男子自称卫太子，诣北阙要求进入皇宫。当时的情形是，如果真为卫太子，汉宣帝的皇位则要让于他，因为卫太子才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管理北阙的公车司马令不敢擅自放行，便请公卿、将军、中二千石等官员来辨认，结果都不敢贸然相辨，幸亏京兆尹隽不疑依据“《春秋》大义”将男子收缚，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北阙亦为罪臣谢罪请赦的场所。据《史记·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记载：“厉王有材力，力扛鼎，乃往请辟阳侯。辟阳侯出见之，即自袖金椎椎之，命从者刑之。驰诣阙下，肉袒而谢曰：‘臣母不当坐赵时事，辟阳侯力能得之吕后，不争，罪一也。赵王如意子母无罪，吕后杀之，辟阳侯不争，罪二也。吕后王诸吕，欲以危刘氏，辟阳侯不争，罪三也。臣谨为天下诛贼，报母之仇，伏阙下请罪。’文帝伤其志，为亲故不治，赦之。”淮南厉王怨恨辟阳侯，以金椎椎杀之，厉王自知有罪，肉袒至北阙下请罪。汉文帝怜惜厉王，最终赦免了他。汉哀帝宠幸董贤，在哀帝死后，“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以太后指使尚书劾贤帝病不亲医药，禁止贤不得入出宫殿司马中。贤不知所为，诣阙免冠徒跣谢。莽使谒者以太后诏即阙下册贤，曰：‘间者以来，阴阳不调，菑害并臻，元元蒙辜。夫三公，鼎足之辅也，高安侯贤未更事理，为大司马不合众心，非所以折冲绥远也。其收大司马印绶，罢归第。’即日贤与妻皆自杀，家惶恐夜葬。”董贤免冠徒跣诣阙谢罪，太后诏书亦在阙下宣读给董贤，这些政治活动都发生于北阙。

西域诸国及周边少数民族和汉王朝修好，往往“诣阙贡献”，就是到北阙献上本民族的特产，表示对汉庭的仰慕。据《后汉书·西域列传》记载，建武十四年，莎车王“贤与鄯善王安并遣使诣阙贡献，于是西域始通。”汉“顺帝永建六年，于阗王放前遣侍子诣阙贡献。”另据《后汉书·孝和帝孝殇帝纪》记载：“十二月，烧当羌豪迷唐等率种人诣阙贡献。”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北阙成为西域诸国及少数民族与汉庭修好的重要场所。

由于北阙的重要政治地位，阙成为一种政治符号，阙庭、天阙成为朝廷的代名词。如《汉书·王莽传》记载：“惟公功德光于天下，是以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诸生、吏民翕然同辞，连守阙庭，故下其章。诸侯、宗室辞去之日，复见前重陈，虽晓喻罢遣，犹不肯去。告以孟夏将行厥赏，莫不欢悦，称万岁而退。今公每见，辄流涕叩头言愿不受赏，赏即加不敢当位。方制作未定，事须公而决，故且听公。制作毕成，群公以闻。究于前议，其九锡礼仪亟奏。”东汉光武帝时，冯异“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书思慕阙廷，愿亲帷幄，帝不许。”汉章帝时，云阳令朱勃诣阙上书道：“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窃感栾布哭彭越之义，冒陈悲愤，战栗阙庭。”阙廷和阙庭同意，都是朝廷之意，所谓的阙廷，其实是阙和宫廷的合称，这充分说明了阙的政治意义。

东汉建都洛阳，据《后汉书·宦者列传》记载：“明年，遂使钩盾令宋典缮修南宫玉堂。又使掖庭令毕岚铸铜人四列于仓龙、玄武阙。又铸四钟，皆受二千斛，县于玉堂及云台殿前。”注解曰：“仓龙，东阙。玄武，北阙。”可知，洛阳宫殿也建有北阙和东阙。

东汉时，北阙依旧具有重要政治地位。据《后汉书·五行志》记载：“灵帝光和中，洛阳男子夜龙以弓箭射北阙，吏收考问，辞‘居贫负责，无所聊生，因买弓箭以射’。近射妖也。其后车骑将军何苗，与兄大将军进部兵还相猜疑，对相攻击，战于阙下。苗死兵败，杀数千人，洛阳宫室内人烧尽。”《风俗通》亦记载了此事：“龙从兄阳求腊钱，龙假取繁数，颇厌患之，阳与钱千，龙意不满，欲破阳家，因持弓矢射玄武东阙，三发，吏士呵缚首服。因是遣中常侍、尚书、御史中丞、直事御史、谒者、卫尉、司隶、河南尹、雒阳令悉会发所。劭时为太尉议曹掾，白公邓盛：‘夫礼设阙观，所以饰门，章于至尊，悬诸象魏，示民礼法也。故车过者下，步过者趋。今龙乃敢射阙，意慢事丑，次于大逆。宜遣主者参问变状。”洛阳男子夜龙因为家贫负债，持弓箭射北阙。这件事惊动了朝廷，劭认为“夫礼设阙观，所以饰门，章于至尊，悬诸象魏，示民礼法也。故车过者下，步过者趋。今龙乃敢射阙，意慢事丑，次于大逆。”可见阙在政治上的重大意义，龙竟敢射阙，确实罪大恶极。这件本来不大的事被人为地扩大化，在谶纬盛行的东汉时代，竟被看成了阙下战争的图谶。此后果真发生了一件政治动荡：车骑将军何苗和其兄大将军何进相互攻击，战争就发生在北阙下。战争很惨烈，数千人被杀。从夜龙射阙案可以看出，北阙在东汉时期政治意义依然存在。

除了苍龙阙（即东阙）、玄武阙（北阙），东汉时还建有朱雀阙。据《后汉书·宦者列传》记载：“熹平元年，窦太后崩，有何人书朱雀阙”，朱雀在四神中象征南方，朱雀阙应该是南阙。西汉时多于北阙上书，但东汉时朱雀阙渐渐成为吏民上书的重要场所。除了刚刚引用的《后汉书·宦者列传》中“有何人书朱雀阙”外，另据《后汉书·孝灵帝纪》记载：“何进部曲将吴匡与车骑将军何苗战于朱雀阙下，苗败，斩之。”《后汉书·窦何列传》中亦曰：“袁绍与叔父隗矫诏召樊陵、许相、斩之。苗、绍乃引兵屯朱雀阙下，捕得赵忠等，斩之。” 这些政治事件都发生在朱雀阙下，可见在东汉时期，尤其是东汉后期，朱雀阙成为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

西汉时，负责守护宫阙的官员为卫尉，据《汉旧仪》记载：“卫尉寺在宫内。胡广云主宫阙之门内卫士，于周垣下为区庐。区庐者，若今之仗宿屋矣。”卫尉的属官有公车司马、卫士、旅贲三令丞。其中公车司马的职责是：“掌殿司马门，夜徼宫中，天下上事及阙下凡所征召皆总领之”。公车司马主要掌管北阙，因为西汉时天下上事及征召都于北阙进行。公车司马令是最高长官，秩六百石。东汉时，公车司马令的管辖之地发生了变化。据《后汉书·百官二》记载曰：“公车司马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宫南阙门，凡吏民上章，四方贡献，及征诣公车者。丞、尉各一人。本注曰：丞选晓讳，掌知非法。尉主阙门兵禁，戒非常。”公车司马令的主要职掌为：吏民上章、四方贡献、征诣公车者。公车司马令的职掌和西汉时相同，所不同的是，他从西汉时管理北阙的长官变成了东汉时掌管南宫南阙门的长官。公车司马令管辖之地的改变，反映了西汉和东汉阙门政治意义的改变：西汉时北阙被赋予的政治意义，到了东汉时已转移为南阙。

东汉时期，诣阙请愿成为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光武帝时，儒生欧阳歙获罪下狱，“诸生守阙为歙求哀者千余人，至有自髡剔者。”汉章帝时，第五伦犯罪，“及诣廷尉，吏民上书守阙者千余人。”欧阳歙和第五伦获罪后，竟有千余人守阙为其求情，可见人们对其思慕和敬仰。诣阙请愿越到后世出现的频率越高，参加的人数越多。汉顺帝、桓帝、灵帝三帝时期，经常出现大批人员诣阙上书的事件。这和当时的社会风气密切相关，东汉后期，外戚、宦官轮流擅权，特别是桓灵时期，社会黑暗，党锢之祸严重，诣阙请愿成为抗击权贵，伸张正义的重要渠道。阙，成为当时社会各种势力相互较量的重要阵地。东汉时期经常出现的诣阙、守阙，这里的阙是北阙还是南阙？文献记载都不明晰，根据北阙和南阙政治意义的改变，这里的阙指南阙的可能性为大。

二、阙与汉代政治史观

在萧何立东阙和北阙时，就掺入了宗教色彩。《史记·高祖本纪》索隐曰：“东阙名苍龙，北阙名玄武，无西南二阙者，盖萧何以厌胜之法故不立也。”萧何在建阙时，依据厌胜之法，只建了东阙和北阙，东阙名苍龙，北阙名玄武，苍龙、玄武为四神中的二神。萧何将厌胜之法应用于宫殿建筑理念中。

厌胜，是以一种神秘的形式来压服他人或鬼神的方术。厌胜的形式多样，根据当事人的主观动机而采取不同的形式。归纳起来，厌胜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种以压服别人为目的；一种以厌劾鬼神为目的。萧何建阙时，西汉王朝刚刚建立，各地割据势力还没有剪除，他使用厌胜之术，应该和压服敌人的目的有关。但更为重要的，应该和刘邦的政治史观有关。

据《史记·封禅书》记载：“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秦的上帝祠中只有四帝，独缺黑帝，而传说中为五帝，刘邦认为自己就是黑帝，配上黑帝正好为五帝。刘邦建立了黑帝祠，并继续沿用秦朝的水德之制。水德之制，是“五德终始说”的重要内容。“五德终始说”的创立者是战国时的邹衍。齐人邹衍是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他把阴阳五行观念引申到历史观中，创造了“五德终始说”。邹衍认为五行的排列顺序为木、火、土、金、水，五行运行的原则是间相胜，即：木胜土、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土胜水。邹衍认为，五行便是五德，人类历史是按五行相胜的原则循环前进的，每个帝王要得到五行中的一德，上天降下相应的符应表示对政权的承认，当这一帝王的德衰了，便由五德中胜过它的那一德来代替。秦王嬴政在统一全国后，宣布秦以水德代替了周之火德，并建立了水德的各种制度，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与水德相配的制度主要有：改正朔：以十月为岁首；易服色：衣服、旌旗等为黑色；数用六；改黄河为德水。刘邦在立为汉王后，政治制度基本沿袭秦制，如标志着新王朝建立的“改正朔”刘邦就没有实行，正月仍沿用了秦的十月。水德之制一直影响到汉文帝时期。汉文帝时，围绕汉为何德运问题士人中存在分歧，一种观点是汉为水德说，代表人物是丞相张苍。张苍认为汉才是水德之运，它的受命之符是“河决金堤”，而且汉历的正月是冬天十月，这和水德之制相符，所以汉应为水德。

刘邦既然认为自己是黑帝，黑帝代表北方，并继续沿用秦的水德，西汉初期，很多制度都和水德之制相比附，如衣服旌旗等。在宫殿的建筑中，也必然掺入了这种政治史观的理念。在五行中，水代表北方，东方为木，水生木。而南方是火，西方为金，火和金与水和木是相克的关系，这或许就是萧何只建北阙和东阙，而没有建南阙和西阙的原因所在。

汉代的政治史观几经变化，汉武帝时期，认为汉为土德，并建立了土德的制度：“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西汉中后期掀起了汉德已衰，当再受命的社会思潮。这股再受命思潮的发端者是公羊家眭弘。眭弘是董仲舒的再传弟子，他继承了董仲舒谶纬化的天人感应说。汉昭帝时发生了大石自立、枯木复生等灾异现象，眭弘认为这是新天子受命的征兆，这就预示着汉德已衰，天将夺去汉之德运，而由公孙氏代替刘汉王朝。眭弘认为：“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眭弘在此明确提出了汉家尧后说，认为汉既为尧后，就有禅让的美德，所以汉应效仿祖先尧，找到将要受命的新天子，把帝位禅让于他。汉家尧后思想的产生是西汉中后期政治史观的一大转变，汉武帝时宣布为土德，其实就承认了自己是黄帝的后代，眭弘宣布汉家尧后，其实是要否认武帝的德运。眭弘提出汉家尧后是有深刻寓意的，他反映了西汉中后期士人的共同心态。士人一方面认为汉德已衰，应当由新受命的王朝代替它，另一方面，他们并不希望以暴力手段推翻汉王朝，幻想通过和平方式完成政权交接。于是他们便利用汉高祖为赤帝子，当为火德之说，极力鼓吹五行相生说，并为五帝三王以五行相生原则重新排定了德运顺序，尧为火德，舜为土德，夏为金德，商为水德，周为木德，汉继周为火德，这样便完成了一个循环，汉便成为尧的后代。汉既为尧后，便有传国之运，应当禅让帝位于贤人。

汉家尧后说对西汉后期政治、思想产生极大影响。此后甘忠可造《包元太平经》，鼓吹：“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便是眭弘汉家尧后思想的发展。他的弟子夏贺良导演了哀帝再受命的闹剧，因起不到任何政治效果而被杀身亡。但眭弘汉家尧后思想却在王莽时派上了大用场，成为王莽改朝换代的理论依据。王莽篡位的成功，要得力于古文学家刘歆。刘歆继承了眭弘以来汉家尧后思想，用五行相生原则排列帝王次序为：

木

火

土

金

水

太昊

炎帝

黄帝

少昊

颛顼

帝喾

尧

舜

夏禹

商汤、（秦）

周武王

汉

汉代士人大多不承认秦朝的正统地位，在帝系排列中，总不把它列入德运中，刘歆亦是如此，他认为若按五德相生原则，秦应为火德，但秦只是周、汉之间的过渡阶段，是霸王但不是真正的帝王，刘歆牵强附会地把秦作为水德，而把火德的位置留给了汉，汉便自然成为了尧后。刘歆把汉家尧后思想充分展现出来，便为王莽篡汉提供了最有力的理论依据。王莽自称是舜的后代，这样，汉王朝把政权禅让于他便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

从王莽开始，汉家尧后这一思想便被官方承认。刘秀在建立政权之前，强华为他献上的《赤伏符》说：“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刘秀充分利用这一图谶，以此作为登上皇帝宝座的受命之符。建元二年（26年），刚刚建立东汉王朝的刘秀便“始正火德，色尚赤”，正式确立了火德制度，汉家尧后这一政治史观到光武帝时成为定制。

东汉以洛阳为都城，在营建宫阙时，他继承西汉初期的建筑理念，建立了北阙和东阙，但与西汉不同的是，在南宫也修建了南阙，并称之为朱雀阙。东汉建造朱雀阙，应该和其火德的政治史观密切相关。火在五行中代表南方，朱雀在四神中亦代表南方。或许是受了东汉火德之政治史观的影响，南阙在政治活动中越来越重要。西汉时管理北阙的公车司马令，到东汉时成为专门管理南阙的官员，下面还设丞、尉等属官，公车司马令的职责为三，在西汉时都是北阙的政治功能。在政治地位上，东汉时南阙应该超过了北阙。

东汉后期，政治腐败，民不聊生，最终爆发了黄巾农民大起义。经过黄巾起义的打击，东汉政权土崩瓦解，地方割据势力蜂起，他们拥兵自卫，不断扩充地盘。据《后汉书·袁绍传》记载，袁绍是其中比较强大的一支，他的主簿耿包就曾利用五行相生的政治史观奉劝袁绍取代汉朝：“赤德衰尽，袁为黄胤，宜顺天意，以从民心。”赤德为刘汉，袁绍为黄帝的后代，按照五行相生的政治史观，汉把地位禅让于他便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汉灵帝时期，发生了一件与阙相关的重大事件，据《后汉书·天文志下》记载：“光和中，国皇星东南角去地一二丈，如炬火状，十余日不见。占曰：‘国皇星为内乱，外内有兵丧。’其后黄巾贼张角烧州郡，朝廷遣将讨平，斩首十余万级。中平六年，宫车晏驾，大将车何进令司隶校尉袁绍私募兵千余人，阴跱雒阳城外，窃呼并州牧董卓使将兵至京都，共诛中官，对战南、北宫阙下，死者数千人，燔烧宫室，迁都西京。及司徒王允与将军吕布诛卓，卓部曲将郭汜、李傕旋兵攻长安，公卿百官吏民战死者且万人。天下之乱，皆自内发。”国皇星在东南角出现，成为东汉政权覆灭的前兆。袁绍依据五行相生的政治史观，积极从事于代汉的政治活动。何进令袁绍私募千余名兵士，并偷偷让董卓将兵至京都，联合起来进攻宦官势力。双方战争的场所为南、北宫阙下。战争非常激烈，宫室被烧，死者数千，东汉政权不得不迁都西京，风雨飘摇。这次阙下之战，成为东汉政权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点。

阙，在汉代政治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西汉时北阙是未央宫的正门，许多重大政治事件都发生于此。东汉时建立了南阙，政治功能渐渐超过了北阙。西汉时的北阙，东汉时的南阙，都应和统治者的政治史观相关，是政治史观赋予了阙以政治意义。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588页。

《周礼正义》，中华书局，2000年版，117页。

《史记·高祖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386页。

李志慧、李巍：《未央秘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4页。

徐卫民：《西汉未央宫》，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64页。

《汉书·佞幸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96年版，3739页。

《后汉书·马援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96年版，850页。

《后汉书·五行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96年版，3343页。

《后汉书·宦者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96年版，2525页。

《后汉书·儒林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96年版，2556页。

《后汉书·第五伦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96年版，1397页。

《史记·高祖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386页。

《史记·封禅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年版，1402页。

《汉书·眭弘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96年版，3154页。

《后汉书·光武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96年版，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