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林故事(丛林故事的作者是谁)

在吉卜林的《丛林故事》里，狼孩莫格里与老虎谢尔汗之间的战争惊心动魄，在维护与信奉“丛林法则”的莫格里看来，吃人肆意破坏规则的谢尔汗无疑是野蛮无知的代表。吉卜林将谢尔汗视作盲目跟随旧秩序的罪人，他们不懂得民主与自由的含义，排斥进步的力量。在殖民时代的印度，吉卜林的故事含沙射影地批评了十九世纪中期以来针对英国在印度统治的一系列愚昧的“兵变”。老虎是旧印度的象征，老虎杀死人类就是印度本地人对英国人的“暴行”。那么莫格里呢？他是人又是狼，他将文明的“火种”（谢尔汗死于烈火之中）带到丛林，他连接了两个世界，但对于人类社会和丛林世界来说他都是外来者，莫格里的丛林与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在吉卜林那里成为了一种怪异的组合，但这种殖民地的帝国梦想在幼年的吉卜林心中早已成为最完美与稳固的历史表现。

阿迪加的《白老虎》属于新时代印度的《丛林故事》，其中传递着来至历史深处的回音，似乎当代印度仍然在吉卜林的帝国残梦里沉睡，仍莫苏醒。

《白老虎》中的关键概念就是“笼子”，那些贫穷、丑陋、邪恶、贪婪的灵魂在笼子里哀嚎，阿迪加的这部处女作将印度社会最黑暗的一面呈现出来，贫富差距、政治腐败、宗教之争、人性贪婪，两个阶层的战争，失去身份与价值，大量细节丰富又沉重，在书信体说书般的戏谑语调中读者仿佛来到一个黑暗地狱，但“黑暗之地”却被看着是救赎之所，旧印度与新印度，中国与西方，迷茫的当代印度社会芸芸众生如动物般活着，失去尊严和梦想，任凭宰割和压榨，谁愿意去找打开“笼子”的钥匙？但那扇门却一直开着，短短一本书写尽了印度泥沼中挣扎的困境，人物跃然纸上，仿佛就出现在你的眼前，但印度就是能在这样的悲喜剧之间从容转换，它肮脏贫穷，充满待解的谜团。

阿迪加的记者身份能让他用新闻人的眼光剖析当下的社会。在书中，阿迪加对印度历史的概括就是“动物园”：“印度这个国家在她最富强的时候就像一个大动物园，一个自给自足、等级森严、秩序井然的动物园，每个人各司其职，乐得其所”，这无疑是对吉卜林象征的呼应，在《丛林故事》里，我们看到吉卜林将动物世界进行分化，那些希望服从文明与秩序的驯养类动物，遵守丛林法则的野生动物以及破坏秩序钻规则空子的野兽。《白老虎》的主人公巴尔拉姆出生在印度最贫穷的比哈尔邦，但读书时聪明伶俐被赞为稀有的白老虎。巴尔拉姆的故事无疑暗示着两种角色的转换和两个世界的对接。他在和大部分比哈尔人一样因为贫穷逃离家乡来到大都市德里后在社会最底层挣扎，如老鼠般生活，逐渐忘记自己的“猛虎”身份，最后的苏醒与报复更像是老虎冲破围栏的抗争。“以前在印度有上千种种姓，上千种命运，现在只有两个：大肚子和扁肚子的，同样也只有两种命运：吃人，或者被吃。”阿迪加对吉卜林的谢尔汗作出了现代社会学的演绎。在德里受尽不公与压迫的巴尔拉姆似乎和一百多年前奋起反抗英国殖民的印度人有了些精神上的契合点。

巴尔拉姆的德里生活被阿迪加描绘得生动而直接。在德里给富人当司机，巴尔拉姆必须学习所有的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技巧，他生活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室里，老板则住在上面的高档公寓，老板拉铃铛，他就必须随叫随到，他不能进入购物中心，靠看黄色书刊来娱乐，在百货公司的转角就是贫民窟，下层人在交界处大小便仿佛是两个世界的分割线。巴尔拉姆看不上那些在德里街头整日呆坐的人，他们是他“黑暗之地”的老乡，却“身体瘦弱、面目肮脏”如动物一般地生活在立交桥下。巴尔拉姆血液里流淌着反抗的基因，按理说遇见阿肖克这样的“好老板”也是应该知足的。阿肖克的国外留学经历让他并不适应印度上流社会的贪污腐败，但渐渐地转变，他也变成了一个冷漠、粗鲁的印度上层人的代表。这也是巴尔拉姆最后杀死他的一大原因。

阿迪加将《白老虎》用给中国总理写信的框架来创作，是有明显的寓意的。首先对于印度来说，现阶段的发展不可能不与中国产生交集，两个相邻的大国又同属文明古国，有太多对比的理由。另外一方面，给中国总理写信的是新的巴尔拉姆——阿肖克·夏马，从德里到班加罗尔，这是旧印度与新印度的跨越，是下等阶层的老鼠到上等阶层的猛虎的跨越，阿肖克·夏马的声音也正是新印度想说的话。

阿迪加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抽离，我们看到的就是互相利用、伤害的人性之恶。巴尔拉姆对自己的家乡的感情复杂而且矛盾，在德里工作的他被当成家庭的提款机，不识字的奶奶托人给他写信，只是为了催他赶快寄钱，亲戚之间全靠金钱的关系维持。巴尔拉姆的家乡和许多印度村庄一样，有残垣断壁的古堡和寺庙，突兀屹立在山坡上，好似来自遥远历史的回望，记载着曾经的光荣过往，也暗示着当下的破败与颓废。巴尔拉姆喜欢在黄昏时登上山坡看日落美景，可是壮观的夕阳却让巴尔拉姆忍不住吐口水，他对家乡的恨如此强烈，以至于最后牺牲全家的生命他也要逃离。阿肖克从国外回来，他比其他主任给予仆人更多的尊重和自由，但这片土地如此荒谬，如毒药般改变着一个人，阿肖克最后被杀也正是他堕落的必然结果，主仆之间的对抗，也更像是巴尔拉姆代表的传统价值对阿肖克新秩序的摧毁与报复。

在阿迪加与《白老虎》之前创作的短篇集《两次暗杀之间》中我们能更全面地看到他对当下印度社会的描述。两次暗杀指的是1984年英迪拉·甘地遇刺到1991年拉吉夫·甘地遇刺之间的印度社会，这也是印度的“强人时代”。“铁娘子”英吉拉·甘地在冷战后期的印度是绕不开的话题，她的“紧急政策法案”和中央集权管理都备受争议。阿迪加将所有故事的发生地都放在印度西南沿海的基图尔这个虚构之地，基图尔位于果阿邦和喀拉拉邦之间，这里是印度自然风景最美的地方之一，也是人均生活水平最高的地方。在对基图尔社会各阶层、各宗教、各种姓的不同人物的素描中，我们能看到90年代初期的印度社会的分裂与重组，其中许多故事都能和之后创作的《白老虎》互文。

《两次暗杀之间》的第一个故事就是关于北方移民的，齐亚丁和巴尔拉姆一样来自北方的贫穷地区，开始以打杂维持生活，喀拉拉邦北部有许多穆斯林移民，齐亚丁的故事凸显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在融合中的矛盾和偏见。《两次暗杀之间》比《白老虎》有更多的政治影射，在甘地遇难日死去的老师，就像是爱国主义和商业浪潮的牺牲品，“印度一度曾经被三个国家统治：英国、法国、葡萄牙，现在则换成了三个土生土长的祸害：背叛、误事。背后暗算”学生变了，电影院被色情海报贴满，没人认真看泰戈尔了，在《保护老虎》的影片中，老师感到乏力，他无法适应这个混乱又嘈杂的时代。

和《白老虎》一样，《两次暗杀之间》中描写的不停应付腐败税务官员的商人和去德里议会送钱贿赂官员的阿肖克有着相同的困境，他们本想实现自己的抱负，奈何被时代所困。灭蚊工乔治受雇于一个似乎并不在乎种姓的女主人，但平日看似平等的行为最后却被揭示为残酷的歧视，乔治看到的真相和巴尔拉姆并没有本质的不同，“我们在他们眼里只是垃圾，有钱女人绝对不会把一个穷小子当男人看，只会把他当作仆人”。之后也就顺理成章地有了反抗。

《两次暗杀之间》中的辛喀拉，父亲是婆罗门种姓，母亲则是霍伊卡，他是高低两个种姓婚姻的产儿，父亲将这种婚姻看做是对传统种姓制度的报复，但现实却又如此残酷，辛喀拉本身却夹在两个种姓之间动弹不得，“你会是个杂种”，他找不到任何归属感，反而每日目睹母亲的妥协和忍气吞声，似乎理所应当。辛喀拉的反抗无疑和巴尔拉姆一样，他们都试图通过打破旧社会秩序来获得解放，他们的自信和尊严马上将要被摧毁，如果再不反抗，就会变成过街老鼠。辛喀拉的炸弹寓言了矛盾的积累和爆发，但防抗之后的幻灭怎么办呢？

巴尔拉姆通过谋杀获得了尊严和地位，但失去了家人，他最终感到一种轮回，永远无法逃离的宿命，他的侄子会成为他，而他会成为下一个阿肖克。反抗的人最后被反抗吞噬，印度社会也难逃千年宿命，在进入历史的新纪元时，巴尔拉姆们的抗争至少揭示出印度人最本真的一面，我们看到了企业家、记者、农民工和老师各色人等，他们都面临不同的挫败感，不管是从体面的别墅还是肮脏的街角，裂痕在加深。

巴尔拉姆在动物园看到被关在笼子里的白老虎，当他们对视时，巴尔拉姆突然昏厥了，老虎在笼子里从一边走到另一边，然后以相同的节奏又走回来，“仿佛中了邪一样”。阿迪加的老虎比吉卜林那带有东方神秘色彩和殖民特点的老虎更加真实，这里有反思的意味和直视的勇气，阿迪加希望这只是短暂的晕厥，这个国家还有更多魔幻现实主义的传奇等待去续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