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者诡道也(兵者诡道也原文及译文)

《始计篇》是孙子兵法第一篇，也是全书主旨之所在，对影响作战结果的因素，战前准备的章法，作战思想的变通等，都做了理论的阐述。下面我将对该篇进行详细讲解。

首先是“计”这个字，本来意思是“算”，也就是“数数”，可以引申为筹算、计划等，和后文“庙算”的“算”实际上是一个意思。顾名思义，这篇讲得就是如何进行战前的庙堂谋划。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亊，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个“戎”就是上文里的“兵”。所以这里的“国之大事”，就是引用《左传》里的话，来说明军事之重要性。我们立下一个论点，有两种办法来确立其合法性，使其能够成立为一个论点。第一种办法就是说理，我给你摆事实讲道理，把你说服了，你就承认我这个论点立住了；另一种办法就是用经典著作和名人名言等权威性的话语来立论，这时候辩护人就不是你了，而是最初提出那个论点的人，你有本事跟他去辩论去。这一招我们在作文、演讲甚至辩论中很常用，动不动就“孔子说”、“苏格拉底说”、“比尔盖茨说”，甚至“沃兹基硕德”等，就是通过权威言论为自己立论，免去了为自己论点合法性辩论的麻烦。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这里是一个互文的手法，翻译成平常的叙述方式就是“死生存亡之地与道”。那么“死生”就是死活，肯定是人的死活，官兵和百姓的死活，“存亡”就是国家社稷的存亡。“地”是地方，再引申一下就是领域，“道”可以理解为思想。

因此上这句话实际上是说：军事或战争是一个国家非常重要的事情，人民的生死、国家的存亡都系与此，所以一定要深入考察。

故经之五事，校之以计，而素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者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

这一段主要讲“五事”，通过对双方“五事”的“计”、“算”，我们就能了解双方谁占优势，谁占劣势，谁会胜利，谁会失败。同样，通过对“五事”的调节，也能影响双方优劣地位，从而影响胜负，这是后面各篇目要讲的内容。

“经”，看到这个字，大家会很自然想到“纬”，分别说的是织品上的竖线和横线，我们通过这个横线竖线的多少可以判断位置宽窄，那么就可以引申为“度量”。“校”本来意思是木枷，戴在犯人手上或者脚上的囚具，当犯人戴上“校”的时候，手脚是不是就“比”在一起了？那么这里的“校”也就有了“比”一样的引申义，“比较”。所以这句话就是说：我们通过度量双方在“五事”上的优劣，相互比较之后再进行筹算，然后就能从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探索出当下的形势。

“道”是用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使得上下一心，同生同死，同进同退，不怕危险。这就有点像遵义会议，全党统一了思想，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实际上，这次会议和后续很多次类似的会议，比如整风运动等，都是干这里所说的“道”这件事的。

“天”就是天时，没有啥难理解的，小到昼夜，大到四季变化和寒暑，都是属于天时范畴。天时对军事行动影响很大，这一点不难想象。拿破仑和希特勒折戟莫斯科，就是由于法兰西帝国的士兵受不了冬天俄罗斯极端的严寒天气。美国投在日本的第二颗原子弹本来是要炸东京的，可惜那天海上雾气太浓，不便航行，就转向长崎，这也是军事行动受天时影响的例子。

“地”就是地利，也是一种客观条件，其实就是从我方阵营到敌我交战的战场这一段路程中可能遇到的所有地形情况，这些地形，我们通过观察分析，哪些是需要占据和利用的，那些是需要避开的，而哪些是可以引诱敌人进入其中限制其优势发挥我方优势的，不但要考虑清楚这些问题，更要考虑到敌人对这些问题的考虑。这实际上有些博弈论的味道了。

“将”就是将帅、长官，而作为一名长官，就要经得起智慧、信义、仁德、勇气、严厉等五个方面的素质考核，所以又被称为为将的“五德”。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将官的素质，对于整个队伍的作战能力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将官是否合格，我们是可以从这五个方面进行考核评估的。

“法”呢，就是法度、规定，军队的管理制度。曲制、官道、主用三者分别可以理解为部队的编制、将官的任用、军需的保障。孙子为吴王阖闾训练宫女，将宫女分成若干队，这就是曲制，让吴王的爱妃任队长，就是官道。主用在行军作战中尤其重要，是军队能够保持正常功能的物质基础，所以《作战篇》有“革车千乘”，《军争篇》有“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火攻篇》有“火辎”和“火库”，说的就是军需的物质基础对于军队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段最后一句，按照兵法本身的内容来讲，其实大可不必加上，但孙子在这里加上了，必然有其用意。其实其用意也非常简单，就是要打动读者，这本书的读者只有一个，就是吴王阖闾，我们只是蹭他的光才有幸看到这本书的。这种事情，东西方古代都非常常见，康德、伽利略、达芬奇、费希特等人，写书往往是献给某个贵族的，所以在书中也不避讳这一点。但孙子不能直接说：“吴王啊，你就应该听我的，你听我的，按照这么分析下来，那你就知道双方优势劣势如何，该不该出兵，该怎么样出兵。有了这个前提，你一旦出兵，那都是有把握的，必然取胜。你用兵取胜，就觉得我这套理论很有用，就采纳了。反之，你不听我的，也不按照这样去分析，那你架不住别人这么分析啊，那打仗输了，你就觉得我这理论也没啥用，便舍弃了。”他这么说，吴王的小暴脾气，非但不能听他，可能还会把他脑袋割下来让妃子们当球踢了。所以孙子就把主语换成了“将”，也就是带兵的，吴王像是被针对了，但又没有完全被针对，这就很好。

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道、天、地、将、法，这五事，是我们为进行敌我双方情况对比所建立的模型，而这个模型要发挥作用，还要获得敌情况的原始数据，主要包括以下七个方面：“主孰有道”很明显说的就是政治环境，君民是否能统一思想，用来评估“五事”里的“道”；“将孰有能”便是对为将五德的考察，也就是“将”；“天地孰得”，是考察天时、地利等客观条件对谁更有利，也就是“天”和“地”；“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是对双方军队管理制度及其执行情况、士兵的训练情况和赏罚情况的考察对比，可以用来评估“五事”中的“法”和“将”。有了这七个方面的原始数据，把它们输入到“五事”的模型中进行分析，孰胜孰负就能够判断了。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计利以听”，实际上是“以听计利”，前文说了，“计”是筹算、计划的意思，那这句话说的就是按照给我们汇报上来的“五事”等数据，筹划双方有利条件，来创造形势，作为双方优劣对比之外的辅助变数。所谓“势”，就像是水往低处流，人向易处行一样，本性使然，客观规律使然，人会因“利”而为人所制，敌我皆然。

“兵者，诡道也”，兵法之用，在于变通，因敌人之变而变，因敌人知我之变而变。因此，不管双方，只要是会用兵，都要想到“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这里面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对于这真假的意识和判断，才是精髓之所在。可以看书，这些内容，已经完全是博弈论的思维了。然后我们根据对方当下的情况，来进行相应的对策：用对他有利的东西来引诱和牵制他；在他乱的关节来攻取他；当他准备充足的时候，我们就要防范他；他比我们更有优势，就避开不挨他打；他容易恼怒，那就骚扰激怒；他塔下猥琐发育，那就夸他操作猛如虎，骗他出塔；他休息充足，那就让他动起来，多出出汗；他将士和睦，那就离间他。总之，好好利用他的缺点，不能让他们的优势得以发挥。如果我们掌握了这些，就可以在他们没有设防的地方进攻，向他们想不到的地方出兵，这就是“计利以听，乃为之势”，造成形式，逆转优劣，改变胜负。

因此上，这段极其重要，可以说是兵法的进阶版，也就是说，你如果掌握了前面的兵法，但没掌握这一段，那人家对你可就是降维打击。但进阶版虽好，要在基础版的前提下才能学习，所以“不可先传也”。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这段我在两个“庙算”之后各有一个断句，翻译一下第一句：打仗之前在庙堂进行分析筹划，如果更多地从我们获得的双方数据中挖掘信息和利用信息，那我们就离胜利更近；如果没有更多地去挖掘和利用数据，那我们就离失败更近。这里实际上就是在提醒庙算对已知数据的充分考虑和利用的重要性。

到这里，对于孙子第一篇的讲解就结束了。我们其实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孙子对于战争取胜的因素分类是很明确的。首先通过五事的进行敌我力量对比分析，再结合七个方面的原始数据，进而判断孰弱孰强，这是“庙算”的章法，也是兵家用兵的基础，在此之上，还要有进阶，要有变通。“兵者，诡道也”，实战中双方是要经过真假虚实的博弈较量的，这些在庙算中也要考虑到。只要充分利用所得信息，深入计划，才能让胜利的天平向自己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