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葆桢(沈葆桢与林则徐的关系)

沈葆桢

在沈葆桢就任船政大臣八年后的1874年5月，日本以3年前“琉球难民被误杀事件”（又称牡丹社事件）为借口，悍然发动一场“征番侵台”战争，意在占领台湾、琉球二地。

日军在台湾琅桥登陆23天后，清政府匆忙降旨授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沈葆桢一接圣旨，便肩负起保卫台湾维护民族利益的重要使命。他经过认真、客观的分析，清醒地认识到，日本之所以还没强大就敢贸然举兵侵台，就是因为朝廷上下许多人因循守旧、苟且旦夕以及盲目轻敌夜郎自大所致。他既反对“一味畏葸，只图置身事外，不惧贻患将来”，也反对“一味高谈，昭义愤快心，不妨孤注一掷”。他主张忧勤惕后，备战“自强”。他根据当时形势，上书朝廷建议“纵横外交”和“实力备战”相结合的对日斗争方针，提出“联外交”“储利器”“储人才”“通消息”四句话十二个字的具体措施。

筹措粮草、调回军舰、招集兵马，花了半个多月时间做好了各种准备，1874年6月14日， 沈葆桢率领创建船政局以来建造的15艘舰船，带着会办大臣兼福建布政使潘霨以及擅长海、陆战的洋将日意格、斯恭塞格一同来到台湾。

沈葆桢决定“先礼而后兵”。他亲拟了一份义正词严的照会，命潘霨带领台湾知府、台湾兵备道等文武官员去琅桥与侵台日军、伪“台湾都督”西乡从道中将进行谈判，命日军无条件退兵。

谈判以失败告终。沈葆桢意识到，要想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收复失地，光靠“说理”是行不通的， 必须“靠力”，无论是政治解决还是军事解决这场“征番伐台”战争，都必须具有摧毁敌人的军事力量。可是，台湾陆路防御极为空虚，能够作战的兵力只有驻台营兵中的1000人和从内地刚调来的1000楚勇。更为可叹的是，千里台地，百来个港口码头，竟无一门可用的火炮。

面对如此空虚的台防，沈葆桢采取的办法是行动。他下令从厦门调来了福建陆路提督罗大春所部和楚勇两个营，驻守台北、苏澳等地，尤其守住鸡笼煤矿不让日军购煤，以阻断其燃料来源。他请日意格雇来洋匠头鲁富、帛尔陀，外国枪炮师都布阿、拉保德等前来台湾，并立即动工修建安平大炮台以拱卫府城和台防后路安全。接着又在凤山县境内修建了东港炮台和旗后炮台，以扼住凤山外港打狗（今高雄市）的舰船进入港口；还在澎湖快速改筑妈宫炮台，新筑大城北炮台，两炮台互为犄角，正好封锁住省（福建）、台海上交通要道。

与此同时，沈葆桢又急信他的同年好友、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请求调拨淮军驰援台湾。李鸿章一接求援信，就命令手下最精锐最先进的铭、武各军洋枪步队十三营6500名勇弁，在其统领唐定奎率领下，由徐州、宿迁日夜兼程南下，到瓜州乘轮船援台。沈葆桢还提出借洋债600万两购买2艘铁甲舰以充实福建水师壮大海军实力的建议，以及从台湾到厦门、福州铺设海底、陆上电缆以“通消息”计划……在沈葆桢运筹帷幄之下，英勇善战的淮军陆续到达台湾，购买铁甲舰也渐有眉目，整个军事形势在向有利我方的方向发展。但沈葆桢仍不敢掉以轻心。考虑到日军可能会狗急跳墙冒险决战，他以“扬武”“飞云”“安澜”“伏波”“靖远”“振威” 等六艘军舰常驻澎湖，确保台防后路安全；又命“福星”号驻台北，“万年清”驻厦门，“济安” 驻马尾以固门户；“永保”“琛航”“大雅”等运轮，以及租来的“凌风”、江南制造局支援的“测海”，或用于运送军火、粮草，或用于台、闽、沪之间传递消息军报。

日军将士见三倍于己的中方兵力正在迅速集结，海上的封锁及己方被困于琅桥一隅的局面也已形成，不禁恐慌害怕。加上台湾气候恶劣瘴毒肆虐，日军伤、病员数量急骤增加，7月中旬时，就已出现大批病号，医院里的护理、医师、药剂师亦无不疾病缠身。一个月不到竟因病殁560余人，占入侵兵力的六分之一。大量士兵精神忧郁，厌战思亲情绪到处蔓延。从8月9日起，日军开始往国内运送病兵。

为了摆脱困境，侵台日军及主帅西乡从道一面派人回国求援，一面举行军事演习，虚张声势以鼓舞士气。沈葆桢依然采取稳打稳扎步步进逼敌占区域的战法，迫使日军龟缩到龟仔角一带不敢露头。加上战时组织、训练出来的以“番”勇为主的“安抚军”“绥靖军”等时常出没山林，以哨为单位分散袭扰敌后，使得日军草木皆兵闻风丧胆。而勇猛顽强的铭武军，又趁机沿着海边不断地发起凌厉攻势，使得日军及西乡从道疲于奔命，困守愁城。

沈葆桢继续厚集军力，准备与日军一决雌雄。他与日意格、斯恭塞格根据敌我双方军备状况，制定了置敌于死地的作战方案：集中陆上1.2万兵力，海上十几艘兵轮战舰，聚歼龟缩于琅桥、龟山岛的日军；夺取其几十艘军舰与蒸汽运输船后，由舰队运送陆军在琉球岛登陆，再以该岛为前进基地，用十几二十艘（包括可捕获到的日军五六艘军舰）上的舰炮，摧毁长崎港，封堵鹿儿岛港出海口；陆军在舰炮火力掩护下夺取海口炮台，保障舰队冲入鹿儿岛湾，全歼泊于那里的日本舰船，迫使日本与我订立城下之盟，胜利地结束这场由日本扩张主义者挑起的战争。

西乡从道也在紧张地派人回国求援。日方一面大造舆论，摆出欲与中方决一死战的架势，一面派出重量级的全权谈判代表大久保利通与清政府展开外交交涉。沈葆桢得到这一情报，便立即给李鸿章写急信，向总理衙门及皇上呈递奏折，指出“倭备日顿，倭情渐怯”“倭营貌为整暇，实有不可终日之势”“虽勉强支持，决不能久也”。认为“总署能坚与相持，彼自情见势屈， 若欲速了而迁就之，恐愈迁就愈葛藤矣”。他以坚定的态度上疏：“臣等汲汲于备战者，非为台湾一战计，实为海疆全局计，愿国家勿惜目前之巨费，以杜后患于未形。彼见我无隙可乘，自必帖耳而去”，否则“急欲销兵，转成滋蔓”必将后患无穷。

沈葆桢坚决反对妥协、迁就和以羁縻了局的态度，坚定了李鸿章反击日军侵台的立场，也增强了首席军机大臣奕求胜信心。因此，当大久保利通到天津威胁恫吓时，受到李鸿章严厉驳斥；上总署敲诈勒索所谓的“退兵费”时，被恭亲王爷拒绝并训斥。大久保利通不甘心空手而归，在美国驻华公使艾忻敏暗中支持下，请出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进行外交斡旋。威妥玛一方面对总署施加压力，声称如果谈判破裂，日中必有一战，对谁都不利。另一方面又向李鸿章建议开放整个台湾通商，获取新的商业好处。

关键之时，总署弃沈葆桢“为海疆全局计” 的意见，竟以“天国上邦”“宽宏大量”的姿态， 提出以抚恤费了结这场危机。10月31日，由总理衙门大臣庆亲王和日本大藏卿大久保利通签署了《北京专约》。日本头一次对华发动战争，就取得了“不胜而胜”“清国不败而败”结局。而清政府却在用银子换来的短暂“祥和”中沉迷不醒。20年后（1894年），日本再次发动侵华战争，强大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政府一败涂地，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早就预见养虎遗患结局的沈葆桢，在得知朝廷竟用妥协、让步的办法解决台湾危机的消息时，他悲愤、怒恨，但又无法予以阻挠。他只有怀着复杂、纠结的心情，来到琅桥办理交接手续。在这里，他目睹了在台湾上空飘扬了半年之久的日本太阳旗从旗杆上降落，蓝龙戏赤珠黄地大清国旗冉冉升起，不由百感交集涕泪涌流。创办船政，建造军舰，师夷之技，长缨在手，一场完全可以打赢的反侵略战争，为何转眼之间就变成了“不败而败”？苦苦思索的他，给出的结论是，光“师夷长技”不够，还得从思想上、观念上来一次根本的改造。只有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树立起民族的坚魂毅魄，将尚武的英雄血性培育、壮大起来，才能挺直腰杆撑起脊梁骨，顶天立地于神州大地，世界东方……

三坊七巷沈葆桢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