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书令是几品(中书令是多大的官)

应该说题主的比喻大致不误，但是唐代尚书省本身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尚书令仆多空缺不置、尚书六部相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独立性更强，受到都省的管理约束也比较少，自高宗开始，六部尚书拜相者渐渐增多，自豆卢钦望后，尚书仆射本身也退出了宰相的行列。到后来尚书仆射只能负责都省的事务，不能像之前总览六部政务，当尚书仆射本身不再是宰相，题主的提问其实也就不成立了。

虽然目前对隋唐前期的宰相没有一个很好的定义，但我们一般默认就是三省长官同为宰相。以往学术界和教科书在论述三省六部制度的时候都会强调尚书、门下和中书三省地位平等，长官均为宰相。但是我们要看到，三省的职责分工是不一样的，因此以实际情况而言，三省地位是非常不平等的。

唐前宰相机构大致是西汉的丞相府——东汉的三公府——魏晋南北朝的尚书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丞相府和三公都可以开府置官属，宰相机构下面有很多部门曹司和佐吏（都属于国家正规编制），无论是丞相、三公府亦或是尚书台，本身是一个庞大的行政机构。

汉代丞相府属官，东汉三公府略同

尚书诸曹官属

尚书省实际上以尚书都省加六部尚书组成的，官员有尚书令、尚书左右仆射、尚书左右丞、诸部尚书、尚书侍郎、尚书郎中、尚书员外郎，而中书省门下省的官员设置就相对简单地多，就是简单的三级机构设置：中书令、中书侍郎、中书舍人，再往下则是不入流的书吏，门下省也是类似的三级设置：侍中、门下侍郎（黄门侍郎）、给事中。简而言之在唐中后期中书门下体制确立之前，以机构人员规模论，中书和门下二省都无法和尚书省比拟，它们都没有像尚书省那样有六部具体负责行政事务的办事机构。

以职权论，唐代前期，尚书省作为天下政本，由尚书都省（长官为尚书令、仆射，尚书左右丞负责勾检）和尚书六部二十四曹组成（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中央百司和地方府州将需要中央裁决的常务以状的形式呈递给都省，都省依据状的内容，将事务分别分别交给六部尚书，诸曹判官郎中、员外郎按照法律规定对事务提出处理意见，制成奏抄，由所属部司长官尚书、通判官侍郎，以及都省长官左右仆射署名，经门下省审核，上呈皇帝画“闻”后（皇帝不行使否决权），行下施行。因为国家日常政务汇总于尚书省，由诸曹具体处理，因此尚书省被称为“会府”。作为会府，尚书省拥有对全国政务的行政监督权。其对制敕的否决权即是行政监督权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因其“会府”身份而获得的。身为“会府”，自然是名副其实的“天下政本”。

而中书门下二省长官从职责上看相对偏向于典枢机、参赞决策方面，在行政事务上偏重于起草诏敕、纠驳签署公文，是文书行政过程中的重要流转环节。以和皇帝亲密关系论，无疑是中书令和侍中和相对更能影响皇帝的决策和意志，以政务而言，尚书省承担着最重要、最为繁重的行政事务。房玄龄为尚书仆射，史书记载：“既任总百司，虔恭夙夜，尽心竭节。”

唐代尚书令不除人，除了和李世民担任此职有关，其实也是继承隋代以来的传统，杨广在大业三年杨素苏威分别转任罢免之后，就长期空置尚书令仆，可以说自隋朝以来尚书令仆就因为权力过大被皇帝猜忌而长时间空置。在隋唐之前以令仆为中心的都省和诸曹（六部）尚书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密不可分。隋唐实现一统后，伴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统领天下庶政的尚书省权力空前扩张，尚书令权势自然水涨船高，自然不宜再除人，与之相似的是，太宗李世民在武德年间拜尚书令，并没有发现他以尚书令的身份处置政务或者纠合八座集议的记载，而且这还是有皇子宗王参与朝政传统的武德年间。

严耕望《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图

唐前期尚书省的另外一方面变化是，令仆有时长期空缺不置，同时尚书六部庶务繁多，尚书六部相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而言的独立性更强，因此以六部尚书拜相者众，尚书省的都省地位逐渐下降，尚书省丧失了作为政务中枢的地位，演化成为以尚书左右丞为首的纯粹勾检文案的收发机关，魏晋以来的尚书八座议事制度传统被终结，因此尚书都省不可能对事务繁重的六部事务汇总裁决。

唐前期尚书六部中只有兵部、吏部有印章，其余诸司下文只能通过尚书都省之印发遣公事。武后圣历二年（699）二十四司全部置印。通过置印一事也可以看出，二十四司置印之后，和都省的关系更为弱化。自豆卢钦望后，尚书左右仆射退出宰相行列，不加同中书门下三品，虽仆射也不敢参与政事，只能负责尚书省内部事务。与此同时中书省优势地位得以确立，门下省枢纽地位丧失。再加上北门学士等内廷近臣在禁中参决谋议，促使中书省职权重心由军国政令和侍奉进奏转为参议表章，由出令机关转化为政务裁决行政机关。

开元初，改尚书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唐初，仆射之职无所不统，是正丞相也。至中宗神龙元年豆卢钦望专为仆射，不敢预政事，是后专拜仆射者不复知政事，虽有丞相之名，非复唐初丞相之职矣。今源乾曜止为左丞相，是止为尚书左仆射，不复预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