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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一览:

  • 1、伏羲可能是未来人吗
  • 2、人类的起源在什么时候?
  • 3、佛教明宗中哪个不是中国而是日本的宗旨?
  • 4、女娲和伏羲的传说是怎样的?

伏羲可能是未来人吗

可能性很低。伏羲,神农与黄帝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氏是我国古籍中记载的最早的王之一,所处时代约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他根据天地万物的变化,发明创造了八卦,成了中国古文字的发端,也结束了“结绳记事”的历史。

他和黄帝都是传说中的人物,你要留意了传说。汉族先民是将自己关于世界起源、始祖活动和民族形成等,传说时代的历史历经久远地口耳相传之后,再由后世的历代文人,记载并保留在有关汉文古籍中的。在汉族的创世纪神话和传说中,流传甚广的伏羲和女娲的传说,就是反映传说时代华夏先民的始祖夫妇,在创世纪之时孕育后代、开启黄土地上农耕文明的历史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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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起源在什么时候?

关于人类起源说,有两种绝然不同的观点,一个是多地起源说,另一个是单地起源说。

多地起源说主要流行于20世纪90年代之前。多地起源说认为人类的祖先来自非洲,但是他们从非洲走出后,并没有绝灭,而是在不同的地方分别进化出当地的现代人。

多地起源说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密西根大学沃波夫教授。沃波夫教授认为在150万年前,人类的祖先匠人(早期的直立人)第一次走出非洲后,分别到达世界各地,并在当地独立演化,有尼安德特人、北京人、爪哇人、蓝田人等,在地理环境隔离的状态下,分别平行进化成当地的现代人。

另一个单地起源说,在20世纪90年代在遗传学上获得了有力的支持,虽然仍有一定数量的学者支持多地起源说,但是接受单地起源说的人越来越多,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人类起源的主流观点。

单地起源说不仅获得化石证据的支持,而且分子生物学、人类遗传学研究也为这一学说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因为从580万年前的始祖地猿到现今的人类,基因变异都是连续的,并在DNA中,都保留有变异的记录,也就是说,从古猿到现代人580多万年的进化历史,在人类的DNA中,都保留有进化的记录,这些进化记录显示了基因变异的历史痕迹。

单地起源说认为,180万年前,早期直立人匠人走出非洲后,由于不能适应当地的地理与环境,先后灭绝。

而仍在非洲的匠人,大约在80万年前进化出海德堡人,海德堡人在非洲与欧洲之间迁徙,大约在40万年前,迁徙生活在欧洲的海德堡人在自然地理的隔离下,进化成早期智人,即尼安德特人。

尼安德特人,身材不高,敦厚结实,脑容量可达1750毫升,比我们现代人都多,但他们语言不发达,沟通能力弱,跑动的不快,组织能力差。

而仍然生活在非洲的海德堡人,在30万年前,进化出晚期智人。

晚期智人虽然脑容量不及尼人,但进化出较为丰富的语言,沟通能力较强,具有较好的组织协调能力,奔跑速度快,制作出先进的工具。

大约在10万—5万年前,气候极其寒冷,海平面结冰,晚期智人在红海东南角的曼德海峡,与尼安德特人经过数次激烈的战斗,最后大约在5万年前,晚期智人终于凭借自己团队的优势,良好的组织能力,快速的奔跑和优良的武器,最终打败了尼安德特人,第三次走出非洲,而尼安德特人被迫到环境极为恶劣的地域生活,最终因饥寒交迫,在3万年前灭绝。

这次走出非洲的晚期智人,遗传学家推测大约150人,就是在这次走出非洲的过程中,晚期智人与尼人有过性接触,所以现代人身上,仍有4%左右的尼人基因,如我们得的常见病,如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症,以及抑郁症,都是尼人传递给我们的基因。

就是这百余人的晚期智人,其中只有极个别男人(称其为亚当)和女人(称其为夏娃)成了我们现代72亿人的直接祖先。我们现代男人携带的Y染色体基因就来自于这极个别男人,亚当;我们现代女人携带的线粒体DNA就来自于这极个别女人,夏娃。这一切都已被遗传基因学、分子生物学研究所证实。

由此看出,单地起源说不仅普遍被人们所接受,而且也被现代科学技术所证实。

科学原理

北京

现代分子生物学如何力证人类“非洲起源说”

2016-8-2523:07

人类从何而来?这个谜题已经困扰了我们数千年,是单一起源还是多地区起源,历来众说纷纭。

在神话中,大地是人类起源,女娲或普罗米修斯用泥土造就了人类。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迷雾逐渐被拨开。科学家们从泥土中找寻出人类起源的依据,无论是修正“非洲起源说”的路线,还是以“多地区起源说”建立全新人类起源模型,都意味着传统人类起源学说的改变。

8月21日,在上海书展分会场上海科学会堂,上海科协邀请到了北京大学教授饶毅、中国科学院院士分子生物学家金力、复旦大学教授李辉、上海自然博物馆何鑫博士,共同讨论人类起源之争,用科学的证据来回答人类和中国人起源及迁徙的问题。

分子生物学力证人类起源于非洲

人类起源中,人类进化的大致过程并无太多争议。金力院士介绍了这一过程:“人在分类学上属动物界脊索动物门哺乳纲灵长目,黑猩猩是人类最近的近亲,二者在400万至700万年间分离开来,人类开始独立进化。在400万年前出现了南方古猿,它已基本具有人类特征。而200万年前出现转折,人类祖先能够挺直地站起来了,因此这些人被称作直立人。与黑猩猩分离而来的南方古猿以至早期直立人的化石都是在非洲被发现,但晚期直立人的化石在欧亚大陆的广阔区域内被发现。这是直立人与其他人类祖先的不同之处,他们已经走出了非洲,这大概发生在200万年左右。”

“之后早期智人出现了。早期智人以海德堡人及尼安德特人为代表,他们在欧洲大陆和西亚分布非常广泛,生存年代距今80到2.8万年。而今天的人类属于晚期智人,是解剖学上的现代人。年代比较早的晚期智人化石同样在非洲被发现,大概是20万年到5万年左右。因此人类是否起源于非洲,亦或是世界多地,成为了今天研究古人类进化发展的主要争议。”

“非洲起源说”在1987年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正式提出,认为20万年前非洲的直立人进化而来的早期智人进化为现代人,在约5万年前这些现代人走出非洲,成为世界各地人类的祖先。

“多地区起源说”即欧洲、亚洲直立人也独立进化,同非洲直立人一般,变成了现代人。

金力院士告诉听众,“多地区起源说“在中国也有许多人主张,原因是过去几十年里发现了大量古人类(包括直立人、早期智人、现代人)化石。”它们在时间分布上具有连续性,空间分布上南、北都存在,所以支持了东亚地区有独立起源的说法。”

随着现代科学兴起,分子生物学的运用却产生了不同的结论。分子人类学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进入中国,在20年多的发展过程中,主要通过对DNA序列的测序和对照,为研究人类的源流开拓了新思路。成为考古学外研究人类起源、民族演化、古代人群的遗传结构、古代社会文化结构又一利器。

饶毅教授介绍:“考古学家在人类起源问题上做出了很多贡献,但是并没有解决人类起源的所有问题。分子生物学兴起之后,特别是对DNA序列可以进行良好测序和对照之后,人类起源这一问题开启了新篇章,其中对人类共同起源这一学说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证据。”

从分子人类学来看,运用遗传学的工具对非洲、欧洲以及亚洲人种的母系线粒体和父系Y染色体进行分析,发现不同人种共同的祖先距今天的时间为14.3-14.4万年。金力院士表示,“如果是多起源说,那么他们的差别应该是200万年左右,因为约200万年时非洲直立人走出了非洲,走向世界各地。而如果是单一起源,那么差别应该要远远小于200万年,应该是5万年到20万年之间——早期智人进化为今天的现代人,然后现代人再走出非洲。分子生物学的结论,为‘非洲起源说’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在该结论产生之后,金力院士的研究团队尝试从现代亚洲人中找到反例,证明其不是自非洲而来。“我们采集了163个群体,覆盖大部分东亚地区,共检测了12127个Y染色体。但实验完成后发现,所有个体统统来自非洲。”

而在中国发现的大量具有联系性、普遍性的古人类化石是否可以说明东亚地区有独立起源?金力院士指出,出土化石和他们的基因分析并不矛盾。“我们通过Y染色体研究了东亚人的起源,认为他们同样是迁徙而来,时间是3万到4万年以前。而东亚化石中的早期智人或许已经灭绝,现代人的祖先在那以后迁徙而来,沿着南边进入东南亚,再往北成为了东亚现代人祖先。”

走出非洲后的人类发生了什么?

人类走出非洲是5万年到7万年前,而早期智人尼安德特人在欧洲到中亚的分布最晚是在2.8万年前。那么当我们的祖先走出非洲后,是不是碰到了尼安德特人呢,碰到后发生了什么吗?金力院士说,“我们选择基因保存比较好的尼安德特人化石,成功提取了DNA。通过对这些尼安德特人的全基因组进行测序发现,现代人的祖先出了非洲以后,跟早期智人发生了关系,不仅发生了关系,还产生了后代,而这个后代还在我们的人群当中,在每一个人的基因组中存在。他们占的比例不多,大概占整个基因组的2.4%。我们的基因97%以上是从非洲来的,但是还有2.4%的东西是在非洲以外的早期智人的,准确说是尼安德特人的基因贡献的。”

“后来又发现另外一种人叫丹人,丹人和尼人有同一个祖先,也是来自非洲。亚洲人的基因组中除了尼安德特人的基因外,还有丹人的基因。也就是说亚洲人的基因组里,早期智人的成份比例略高于欧洲人。”

那么这些早期智人的基因片段到了我们的基因组里,究竟是好是坏呢?金力教授说,“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大部分现代人基因组中的早期智人片段跟环境应答有关,即这些早期智人片段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我们的祖先适应新环境。我们祖先原是非洲的,出了非洲以后到了欧亚大陆,这个环境对他们来说是新的,会水土不服,但是当地的土人,即早期智人尼人和丹人已经在欧亚大陆生存了50万年以上,他们的基因帮助我们适应了当地环境。不过也有一种争议认为尼安德特人的基因跟我们的某些疾病有关,这种观点还待进一步的研究。”

尼安德特人虽然有很好适应环境的能力,但何鑫表示现代人的能力实际强过尼安德特人,“一些化石证据表明,在同一个区域内,现代人类的岁数要超过尼安德特人。现代人的群体内部分级已经很明确,有祖父祖母参与哺育后代,并且在群体中有知识的积累和传播,这使得现代人的祖先比尼安德特人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遭遇气候变化时尼安德特人灭绝了,而现代人存活下来了。”

人类为什么走出非洲?

金力院士告诉听众,人类有三次走出了非洲。“最早是200万年前的直立人,然后是50—80万年左右尼人祖先海德堡智人,最后是现代人祖先走出非洲。为什么要走出非洲?有一个假说叫撒哈拉泵假说,即假设撒哈拉沙漠由沧海变成桑田。撒哈拉大沙漠本来和阿拉伯沙漠联系在一起,远古气候潮湿的时候,撒哈拉是大草原,人类在东非这里起源,但有的人类跟着动物跑到了撒哈拉以外的地区去了。后来气候变得干燥,草原变成了沙漠。那批远走的人回不来了,唯一的去向就是往东、往北走。这样的事件在过去几百万年里发生过若干次,我们看到跟人类起源有关的至少有三次。”

但金力院士亦表示,三个月前的一次研讨会中,诸位专家对人类祖先走出非洲的得与失进行了探讨,“出走非洲,可能对现在东亚人群的疾病和健康状况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我们很多疾病回过头去追踪会发现,其实跟我们的祖先走出非洲有关系,所以我的结论是我们的祖先可能是不应该走出非洲的。”

分子生物学真的独擅胜场吗?

众所周知,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都对研究人类进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比起其他学科,分子生物学真的独擅胜场?今后又该如何对待人类起源的研究呢?

李辉教授表示,“人类进化的过程非常复杂,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们没有办法一步到位。但人类起源必然是科学问题,科学问题要用科学去思考,所以我们必须科学还给科学,把情感还给情感。分子生物学使‘非洲起源说’成为了一个很硬性的结论,其他的证据只能做更多的解释,并不能推翻这一结论。”

“不过,任何一个问题如果从单一领域研究,我们看到的只能是片面。大家都对,关键是要把不同角度看到的图象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我们现在看到的化石证据和基因证据的矛盾也不见得是真的矛盾。洞穴经常坍塌,水流翻转的影响,也会影响对化石年代的判断。所以我们即便看到很多证据和现象,也要想想是不是有其他解释。”

在谈及进化的时候,人类都存在一个潜在的心态,即希望证明我们的延续是因为具有某种优势,这也是达尔文进化论里隐含的意思。但金力教授表示,“一个物种如果能生存下来,只有一个理由,好死不如赖活着。”何鑫说,“希望更多人了解到,其实和其他物种一样,不是因为我们现在在这里,就是这里永远的主人,其实和人类一路走来始终面临着灭亡的威胁,这是我们研究人类起源更深层次的内涵。”

金力院士表示,“尽管直立人进化成现代人这件事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它实际上在科学研究当中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早期预期。而科学研究不是去站立场,科学是理智而温和的,它基于观察,但观察往往会受到观察者本身的局限性的影响,所以对科学家来说我们要探索真理,事实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不需要坚持我们的观点,我们早期的观点如果是错的就是错的,重要的是根据观察你能不能得出符合观察的结论。我们需要对更多的古代样本进行分析,这样才会不断提高人类对自身起源的认识。”

人类到底从哪里来?应该从原子、分子、微生物、生物、高等生物、类人猿,到人类。逐步进化而来。

人类的进化史在漫长的地球演化中仅是一瞬间。地球已经46亿岁了,而太阳己经50亿岁了。那么我们人类从发展至今日,有多少岁呢?就是6500万年前,有一颗直径约16公里的巨大陨石撞击了现在的墨西哥的尤卡坦岛附近。孔龙等一些动物灭绝了,而哺乳动物却在浩劫后快速的发展起来,约5000万年前一些低等灵长类动物出现了……从早期猿人,晚期猿人,早期智人、能人、直立人、智人、晚期智人。约1万年到5万年前,晚期智人即现代人的祖先才出现。和地球年龄46亿岁对比的话,人类在地球上的时间,用一天24小时来举例区分,只占了几分钟时间。也就是说从现代人祖先算起,人类也就是1万至5万岁的年龄。

那么人类在地球上还能生存多少年?有人说1万年,霍金在2011年发表文章说还能生存200年…诸如此类的说法无奇不有,使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我想人类必定可以永远的存在于宇宙中,因为人类是勤劳的,智慧的,不断探索不断进步的。人类必然会进行自身身体的改造,成为更高级的生物。比方说,有一天人类将我们自己的臭皮囊抛弃,不再需要空气、食物。将我们人类的大脑移传到特制机器人中,涅磐重生,成为金刚不败之体,成为长生不老之人。满宇宙疯转,爱上哪待就上哪待去。这是可能的,也是必须办得到的。或者又找到了比地球更宜住的类地球,把人类搬一部份到类地球上去住,以减少地球的压力,或躲避地球的毁灭。

所以我说人类会永生,永远不会灭亡,地球死了,太阳死了,人类也不会死!因为人类是活的,是有思想的!也因为人类是勤劳的,不断探索、不断进步、不断发展的。

这似乎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问题了。虚妄的话不说,直奔主题。人类是从天使世界里来的灵魂。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 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上帝创造了人类在地球上生活的目的是什么?

他从一本(本:有古卷是血脉)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 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各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 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 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 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

人生的意义和目的就是通过圣经认识上帝,寻求真理,得到灵魂救恩的祝福之道。

所以说,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大耳蚊说是从猴子(猿)进化而来。我觉得可能只有大耳蚊和其门徒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是猴子变得。

我觉的人是在地球生活的上一个高度文明生物,在毁灭前留下的基因,而且高度文明不止一次出现,而是反复出现,达到极限就走向毁灭,周而复始。他们的每一步很可能就是目前人类每一步,他们的灭亡也可能就像人类无度的对地球家园的掠夺、不可逆转的毁坏。很可能就是“核”这种潘多拉盒子所产生的恶果!

佛教明宗中哪个不是中国而是日本的宗旨?

(一)(梵siddha^nta,藏grub-pah!I mthah!)意为所尊所主。指各教所尊崇主张的义理、旨趣。《大乘法苑义林章》卷一(本)云(大正45·249c)∶‘夫论宗者,崇、尊、主义,圣教所崇、所尊、所主名为宗故。且如外道、内道、小乘、大乘,崇、尊、主法各各有异,说为宗别。’也有指各经论所说之核心旨趣为宗,而与宗要、宗旨等用语同义。如《华严》、《法华》、《无量义》等以三昧为宗,《大品般若经》以空慧为宗,《维摩经》以不思议解脱为宗。

此外,有就诸家所取经论之义趣而立宗名者,如《大乘法苑义林章》卷一(本)认为,外道中有‘因中有果’等十六宗,《华严五教章》卷一将大乘分为一切皆空、真德不空、相想俱绝、圆明具德等四宗。《法华经玄赞》卷一则将小乘二十部归纳为我法俱有、有法无我、法无去来、现通假实、俗妄真实、诸法但名等六宗,这是就其主张所作的分类。

在宗派名称方面,也常见有直取经论名为宗名者,如以《阿毗昙论》为所依而称毗昙宗,以三论为所依故称三论宗,以《十地经论》为所依而号地论宗等。因此,宗又指尊信同一教义的团体,而为区别各团体,又有宗门或宗派等称。除上述依经名而立者外,尚有依所倡导之主旨立宗名者,如法相宗、净土宗等。又有就开祖之名或所住地名而立其宗名者,如天台宗、临济宗、日本之日莲宗等。

(二)(梵paks!a,藏phyogs)因明学用语。指自己所主张的义旨。‘宗’是所尊、所崇、所主、所立的意思,在因明上为立敌两方诤论的标的。其构造与逻辑上的所谓命题相同,概由前后两端及缀合前后两端的连系辞而成。其两端中,有一端是指称事物的语词,另一端是对于所指称的事物而有所说述的语词。例如说‘声是无常’,‘声’之一词,就是指事物的语词,‘无常’就是对于这事物‘声’而有所说述的语词。指事物的一端名叫前陈,另外一端名叫后陈,而连系前后两端的‘是’、‘不是’等连系辞,在逻辑上称为‘缀系’(copula),在因明上并无专名。前陈和后陈,是用以组成宗的材料凭依,故当它们各各分离、不相结合时,各可称为宗依,又名别宗。然而若用‘是’、‘不是’等极成语,将前陈和后陈两相缀合而成为宗,就成为立者所尊崇而同时又是敌者所破毁的对象,所以就可称为宗体,亦称总宗。

古因明家以前陈、后陈系依总宗而成立,总别相对,因而以宗为能立。新因明家则主张宗系依共许之因喻而成,宗中的自性与差别仅是宗所具,宗因相对,因而以宗为所立。 (陈望道)

◎附一∶藤堂恭俊、盐入良道合著《中国佛教史》第七章第二节(摘录)

‘宗’的观念之成立

宗的意义∶若站在佛教史的角度来看隋、唐时期的佛教,相承说与初祖的成立,实乃当时的佛教特色;若以教理言之,则‘宗’的观念才是中国佛教形成期的共通意识。在印度,佛教教团则以sam%gha‘僧’与gan!a‘聚’的名称来代表。其佛教分派的最初形态如nika^ya(同分),与有宗的意味之samaya(三昧)或有关大乘佛教成立之ya^na(野那)等的用语,已成为探究其教团宗派含意的一种根据。但是在中国佛教界来说,这类语词所蕴涵的意义,只能暂时将之列为研究的对象之一。因为,在中国佛教史上,早期佛教的传入,可以说是毫无秩序可言的,翻译而来的经典也不曾留意到印度佛教的发展与分派问题。简言之,在探讨中国佛教宗派成立的问题时,实在没有研究‘宗字是何种梵语的汉译’之必要,即使耗时研究,也没有多大的意义。不过我们也不可全盘忽视印度佛教的宗的意义。代表印度大乘诸师思想的‘宗’(siddha^nta),其意义本来是用——va^da的名称表示,后来siddha^nta的主体意识渐渐超越了前者,乃成为所谓的‘宗’。龙树大师在《大智度论》中揭示了‘世界’、‘为人’、‘对治’、‘第一义’的四悉檀说,认为佛教中所存在的各种分歧学说,是因为佛教教化立场互异之故,其本质还是互不矛盾的。龙树并从此一观点推论∶佛是为了让众生归入正道,而设了前三悉檀说,究结其最后的真义,还是第一义悉檀。天台智顗将此一思想与三观、四教看得同样重要,并以此组织其教义。虽然‘宗’是翻译的,但我们却不能忽视由此明了‘宗’的意义之功用。

佛教诸思想之传来中国,实隐含着历史的必然性,且在同等地位的立场下传来的,因此也产生了教判问题。而中国佛教中所谓‘何谓佛教本来思想’的疑问,也被归结到‘宗’的意识上,成为中国佛教的特色。此后,罗什门下的道生乃意图以宗极与理宗的用语,做为探讨经典根本思想的线索。光宅寺的法云法师则将因、果、因果分别解释为胜鬘、涅盘、法华等三宗。隋代净影寺慧远还承继了此一思想;认为《温室经》以‘施’为宗,《无量义经》以‘三昧’为宗,《般若经》以‘慧’为宗、《维摩经》以‘解脱’为宗、《金光明经》以‘法身’为宗、《胜鬘经》以‘一乘’为宗、《涅盘经》以‘佛圆寂妙果’为宗,使各教典皆能发挥其宗教旨趣及特色。

然而,上述之‘宗’的观念,并不能完全解决代表自己所信奉的佛教教义问题。第一个把‘宗’套在自己所信奉的经典与教义上的中国佛教家,是天台智顗。他解释经典最著名的理论是∶释名、显体、明宗、论用、教判的五重玄义说。‘宗’字可以说是表现经之体在实践上之必然枢要。举个譬喻来说,一座房子,体是指包围整座屋宇的空间,如果一栋房子没有空间存在,则不能被人居住,也没有办法摆设家俱,然而构成此屋宇的空间者,却是梁、柱等实体的存在,而这些梁柱就是前述之‘宗’。由此可知,智顗所谓的五重玄义说,即是构成其‘宗’的主要组织与架构,而此‘宗’的第一正依观念,则可上推至智所推崇的《法华经》。故从宗教意识言之,天台派的‘宗’的意义就是五重玄义说。

宗的定义化∶‘宗’的观念到了唐代以后,越来越趋于精密严谨,终于走向定义化之途。慧远大师即视‘宗’为宗趣;吉藏则称之为宗旨;华严宗第二祖智俨又进一步在经所表现的宗中称之为趣,他认为‘宗之所归者趣也’;信奉唯识学之慈恩窥基,亦视‘宗’为宗旨与宗趣,以宗为崇、尊、主之义。由他们的论点,我们可以发现,‘宗’所代表的意义,乃其所属教派的独一无二性,除此之外的其他派别皆应归入本宗教学,本宗教学亦可含摄一切宗派。小乘诸派也是根据其教义的内容特征,定出我法空有宗、有法无我宗、无法去来宗等名称,最后以华严、法华、唯识中道为应理圆实宗,并依价值层次将之排列为八宗。由小乘诸派亦可窥见‘宗’的意义于一斑。此外,此八宗判教的理论,还被华严教学之集大成者法藏大师所继承,成为华严宗的‘五教十判’说。(中略)简单地说,‘宗’的意义,就是在由浅入深、由低到高的阶段统摄组织中,把自己的教学提升到最优越的地位,唐代佛教就是以崇、尊、主的观念互相标示,而成其表里的。除了上述的宗之意义外,我们还要注意一点,此即当时尚有许多信奉同一教义之教团组织存在,故有‘宗’的观念的问题,这点亦不能随便予以忽视。

在佛教史上,并非全部的教派都有意图结摄其他教派的观念,新传入的密教,即与已传来的教派完全相反,这也是密教最大的特色。一行法师曾说‘秘密就是如来奥秘,非同于显露常行’,视一切旧有的佛教为显露常教,而以己之密教为与他教性质迥异之秘密乘。日本虽然出现过空海所传之‘十住心教判’,但显密二教判却俨然存在。

这点在净土教上更为鲜明。昙鸾即根据《十住毗婆沙论》的难行、易行二道,而立其学说,到了道绰时,又开了圣道、净土二门,认为在末法的五浊恶世中,唯净土一门,才可直悟佛法之道,其对教法的看法,也由佛转移到末世的凡夫。这一教派实为中国佛教史上极特异的宗教,并与三阶教有相同的立场。净土派虽然承认第一与第二阶佛教有较优越的法,但末法既已降临,现时的根机已完全颓落,教法的实效也完全丧失,净土教在教法上虽处较低的地位,在第三阶佛法的教法上,其效果反而更为优越。

这种意识尚可见于根据《楞伽经》中的‘说通、心通’与‘教通、宗通’的分类,而使教禅二门意识明确之禅家。在《六祖坛经》中说过‘唯见性之法传出世破邪宗’,并以宗乘、宗门的称呼,自负的贯穿自家佛教的中核与本质。又藉《楞伽经》的‘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之文,主张佛心宗。因此,教门诸派别中,禅门并非靠其本身的发展,而是站在完全不同的立足点上,成其为后世所期望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独异于众的教团。

隋唐佛教在宗的观念上显示着互相对立的两种倾向(译者注∶一为统摄性,一为与众不同性),且两者皆显示出佛教史上所未有的特色,因此,具有同一信仰、同一教义的僧众们,乃在同一道场修道,使佛教界出现了另一种新的形态。

◎附二∶汤用彤〈论中国佛教无十宗〉(摘录自《现代佛教学术丛刊》{31})

中国佛教史料中,有所谓‘十宗’、‘十三宗’,本出于传闻,并非真相。本文主旨在指出其虚妄,讨论其由致。(中略)

(一)略述佛教‘宗’之形成

本文所说的‘宗’,仅与中国及日本佛教宗派有关。‘宗’字之意义甚多,基本上有尊崇的意思,所谓信仰之主义,所主张之学说,可谓之宗(故在因明中,推理之结论亦称为‘宗’)。印度佛教在西汉末传入中国,而在东汉末至晋,般若空宗的经典陆续译出,因此大乘佛学与玄学相合而大为流行。但是印度佛教所谈的‘空’,中国知识分子则有各种不同的理解,因而有各种不同的学说(主义),遂有所谓‘六家七宗’。所说的‘家’就是‘宗’,像‘儒家’、‘道家’之‘家’。因此所谓的‘本无宗’就是‘本无家’,‘心无宗’就是‘心无家’。在当时清谈的时代,这些理论都是通过谈论表达出来的,有时也用笔写,因此‘本无宗’可称为‘本无之谈’或‘论’,‘心无宗’可称为‘心无之义’,因为这些意见是各自所主张的,所以名为‘宗’。从佛教的眼光说,这些意见应该是不违背般若经典。东晋·僧睿在〈喻疑论〉中赞美他的老师道安曰∶‘附文求旨,义不远宗,言不乖实,起之于亡师。’此处所说的‘文’,是般若之文,‘宗’就是‘空宗’(或‘虚宗’),就是玄学家所尊崇的根本的学说。六家七宗是在清谈中产生,有时也发生较激烈的争论,如东晋时本无家竺法汰驳斥道恒之心无义是也。但究竟乃个人间之争辩,非宗派间之攻击也。

中国佛教之宗派,应说是大起于隋唐,是经过南北朝经论讲习之风而后形成的。(中略)

综上所说,‘宗’本谓宗旨、宗义,因此,一人所主张的学说,一部经论的理论系统,均可称曰‘宗’。从晋代之所谓‘六家七宗’至齐梁·周颙之‘三宗’,都是讲的宗教学说上的派别,这是‘宗’的第一意义。

‘宗’的第二个意义就是教派,它是有创始,有传授,有信徒,有教义,有教规的一个宗教集团。

两晋以来盛行的学派的‘宗’和到隋唐时教派竞起的‘宗’,两者的区分,尚待研究。它们有相同之点,也有相异之点,主要的分别,似可说学派之‘宗’是就义理而言,教派之‘宗’是就人众而言,它们是一个历史的发展。在南北朝初期佛教势力已经扩大,佛经讲习盛行,陈至唐初,教派乃渐渐萌芽。(中略)

如上所言,经论研求既久,诸师意见可生分歧,理论可有发展。隋唐诸宗的学说不仅非确守经说,且有创新,如天台宗之十如是,华严宗之十玄门,并非印度的原说。

齐梁佛学固亦重师承,隋唐教派则更重道统,自谓得正法,受真传,而着重传授之历史。禅宗本来起于东山法门或大鉴慧能,而必追述至达摩、迦叶;天台教义智顗所创,而必上溯至慧文、慧思,遂大搞‘定祖’争道统之事。禅宗的西方二十八祖、中土六祖,争执甚烈;天台九祖,至宋初还须由帝王确认。而在祖传以后,仍分支派,所谓‘衣 钵’、‘血脉’、‘传灯’、‘法嗣’,皆因重道统观念也。因各宗特重道统,故一则各宗互相攻击,如窥基的《法华玄赞》竟否定天台的十如是。天台之《法华五百问》,评法相之《法华玄赞》,而法相又作《慧日论》申自宗(种姓义)。二则在一宗内也有衣钵真传之争,如禅宗之北宗南宗,天台之山家山外,法相亦有基测二家之不同。

隋唐以后,宗派势力既盛,僧人系属于各宗,有时壁垒森严,澄观曾受学于天台湛然,后华严人推为四祖,天台人愤激,至詈之为‘叛出’(见《释门正统》),寺庙财产亦有所属。隋唐的时候,有所谓三阶院以及中储财物之‘无尽藏’,皆属于三阶教,江浙一带的寺院多属于天台宗,而且因智顗的关系,天台山是属于天台宗派,因澄观的关系,五台山是为华严宗之圣地。抗战时期,我在云南看见佛寺内很多和尚的神主上题‘临济宗第几十几代某某之神位’云云,可见该寺久已自称属于禅宗矣。(中略)

隋唐之际,宗派蔚起,佛教已从印度经论讲说之风行,进入中国教派之建立,此时之‘宗’与过去所谓‘宗’是两样不同的事。

(二)有那些宗——史料中之疑问

印度佛教来华以后,经典译出渐多,中国信徒对这些经论(主要的是般若)有不同的了解,提出各种主张,这就叫‘宗’。其后经论的研究日趋发达,因此有‘涅盘经师’、‘成实论师’以及其他经师、论师。这些经论的理论,有时也称为‘宗’。及至陈隋,经论讲习既久,遂生变化,不但有新创的理论,且有新起的团体,于是以后的佛教就有各种教派,也称为‘宗’。

现在我们讨论中国佛教的历史中那些是宗?有几宗?首先必须指出,既然说有学派的‘宗’,有教派的‘宗’,但前者属佛学史,后者属于佛教史,两方互有关联,而且随时代变迁。因此如不区别其性质,划分其时代,而问‘中国佛教有几宗’,实是一个不能草率答覆的问题。此段仅陈述主要有关汉文的史料,指出其中的疑问讨论一下。(中略)

中唐至北宋,中国佛教宗派缺乏明确综合的记载。但首先可提一下判教,当时判教者极多,各宗各据主见,对印度的经论,评其大小权实。虽列许多宗名,但不反映中国情况,因可不重视,但现在述其一种,以供参考。1958年日本出版《敦煌佛教资料》二二○页载有无题失名残卷二十二行,文首略曰∶‘世间宗见有三种∶一者外道宗,二者小乘宗,三者大乘宗’,次略述外道、小乘宗及大乘三宗义。按其所说外道即‘十六异论’。小乘原有二十部,但‘毕竟皆同一见,执一切法有实体性’,此显主要指毗昙有宗。大乘三宗者,按其文‘一胜义皆空宗’,似指三论或天台,‘二应理圆实宗’是法相唯识,‘三法性圆融宗’当指华严也。据本书作者的考证,此文与八世纪之法成、昙旷所言有些相同,可能是九世纪初作品,此虽亦是一种判教,但开首既说‘世间宗见’,则可说是八世纪以前中国有上述各宗义,而可注意者则是无成实、俱舍、涅盘等义也。

南宋僧人始撰中国佛教通史,宗鉴着《释门正统》八卷,志磐继之,作《佛祖统纪》五十四卷。二人均以天台宗为正统,并述及余宗。其概略如下∶

宗鉴之书系纪传体,列有本纪世家,载佛教教主及印度、中国的天台祖师的事迹。立有八志,有顺俗志叙民间净土的崇拜,在弟子志中,除天台‘正统’以外,并及其他五宗。另仿《晋书》为‘僭伪’(即其他五宗)立载记,所谓禅宗相涉载记、贤首相涉载记、慈恩相涉载记、律宗相关载记、密教思复载记。

志磐之书自谓撰写十年,五誊成稿,亦系纪传体,其中有〈法运通塞志〉十五卷,是中国佛教的编年通史。另有〈净土立教志〉三卷、〈诸宗立教志〉一卷,此二志则系述净土教及达磨(禅宗)、贤首(华严)、慈恩(法相)、灌顶(真言)、南山(律)五宗的史实。

宗鉴之书自序作于嘉熙元年(1237)、志磐之书自序成于咸淳五年(1269),二者均比上述凝然所著为早。及至明朝天启元年(1621)释广真(吹万老人)《释教三字经》只述七宗,实沿志磐所说,即天台、净土二教及达磨等五宗也(吾未见此书,但此系据黎锦熙先生编《十宗概要》)。

及至清朝末叶,海禁大开,国人往东洋者甚多,发现日本存有大量中国已佚的佛书,佛教学者一时视为奇珍。日人关于中国宗派的记载,亦从此流传。戉戌以后,梁启超在日本刊行《新民丛报》,忆其中有文列中国佛教十三宗。约在同时,石埭杨文会(仁山)因凝然所着《八宗纲要》重作《十宗略说》,从此凝然所说大为流行。《辞源》〈十宗〉条载有十宗,《辞海》〈佛教〉条有十三宗。最近岑仲勉《隋唐史》亦称有十宗,但是‘成实’在唐初已极衰微,而旧说本非言隋唐有十宗也。

观上所述,日本、中国的记载差别很大。主要的问题,是日本记载说中国佛教有三论宗、成实宗、毗昙宗、俱舍宗、涅盘宗、地论宗、摄论宗等,但是在中国记载中,这些名称甚为罕见(而常见者则为成论师、摄论师等)。即偶有之,亦仅指经论的宗义,或研究这些经论的经师、论师。其中只有三论可说已形成教派,而且假使我们称经论或经论师为宗的话,则中国流行之经论亦不只此数。(中略)

关于中国佛教之宗派,我们认为,主要应根据宗鉴、志磐之说,除天台宗外有禅宗、华严、法相、真言、律宗等五宗。至于三论宗,虽已形成教派,但传世甚短。三阶教隋唐盛行于民间,应可认为教派。至于净土,则只有志磐谓其‘立教’,但中国各宗均有净土之说,而且弥陀弥勒崇拜实有不同,亦无统一之理论。又慧远结白莲社,只是唐以后之误传,日本僧人且有认净土初祖是昙鸾,并非慧远,而所谓净土七祖历史乃南宋四明石芝宗晓所撰,并无根据(见《佛祖统纪》卷二十六)。因此,净土是否为一教派实有问题,可见中国各种教派情形互异。我们欲窥其全豹,必须广搜史料,从各代笔记小说、寺院碑文、僧人墓志、地方志书等,就各宗的经济情况、社会基础与政权之关系、在政治上的作用、规章制度、教理历史等加以切实研究。

〔参考资料〕 (一)《法华经玄义》卷一(上)、卷九(下);《三论玄义》卷上;《法华玄论》卷二;《维摩经疏》卷一。

女娲和伏羲的传说是怎样的?

汉族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有着约13亿人口、5千多年绵延不断的历史文化。在历史上的中国,汉族先民古代华夏,一直就是中国的主体民族,他们凭借着稳步发展的农耕经济,独步于时的封建文化,凝聚和推动着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历史进程,以及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汉族也和世界上许多古老民族一样,有着自己的创世纪历史。汉族先民是将自己关于世界起源、始祖活动和民族形成等,传说时代的历史历经久远地口耳相传之后,再由后世的历代文人,记载并保留在有关汉文古籍中的。在汉族的创世纪神话和传说中,流传甚广的伏羲和女娲的传说,就是反映传说时代华夏先民的始祖夫妇,在创世纪之时孕育后代、开启黄土地上农耕文明的历史踪迹。本文透过汉文古籍中一些零星记述,试图解读具有东方色彩的,古代华夏先民创世神话传说之一斑。希冀窥视华夏先民的始祖夫妇,在黄土地上繁衍后代、开启农耕文明的早期历史。文章标题和论述所用的“始祖夫妇”之称,是借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一书,对“亚当和夏娃”释文的提法[1] 。目的是在陈述粗浅陋识之时,稍具不成熟的简略比较之意。鉴于学力和见识所限,谬误浅显,在所难免,恳请大家不吝赐教。 伏羲和女娲是孕育华夏先民的“神人” 汉文古籍关于伏羲和女娲的记述,大多是经历华夏先民长期口耳相传之后,再由后世历代文人加工载录的。所以在有些内容上,存在不少怪谲、重复和难解之处;还有一些内容则有着明显的虚构、梦幻和错谬的地方。但是,这些古代华夏的创世纪神话和传说,绝非是全然的荒诞和虚幻性的骗言。事实上,正是这些神话和传说,蕴含着华夏先民对自己创世纪历史的深邃认识和浅近质朴的表述。关于伏羲和女娲传说的记述,在汉文古籍中显得比较凌乱。根据《世本·帝系篇》的记载称:“太昊伏羲氏。”由此可知,华夏先民早就明确认为,伏羲即为太昊伏羲氏。而在汉文古籍中,太昊又被记作大昊、大皞、太皞;伏羲也可记作包羲、庖羲、疱牺、伏牺、宓牺、炮牺和伏戏等。值得一提的是,伏羲的事迹有许多是和女娲的事迹,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如五代蜀杜光庭,在《录异记》卷八便记载了:“陈州不太昊之墟,东关城内,有伏羲女娲庙。”根据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大约是在唐末之时,伏羲和女娲兄妹成婚、繁衍后代的传说,就已经在华夏民间广泛流传着了。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学、民族学的解释,实际上这正反映出传说时代华夏先民,所经历的氏族内部兄妹互相婚配的社会发展阶段。1﹒伏羲是“神”和女人所生的“神人” 在华夏先民的神话传说中,举凡建奇功、创伟业,被后代敬奉为神明的伟人,一般多是其母亲与神结合后所生的。而这样的妇女与神结合的方式,通常就表现为妇女践踏了神的大足迹,或者是妇女吞食神鸟所生的大蛋,感孕而育。按《太平御览》卷78引《诗含神雾》所记:“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则明确地指出了,伏羲正是由其母华胥,践踏了神的大脚印,从而怀孕育生的。《山海经·海内东经》又称:“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华夏先民历来以传说中的“龙”,作为自己的图腾崇拜。因此,汉族和古代华夏也被称作“龙”的传人。在华夏先民心目中,雷神是一位有着巨大力量的神祗。于是,他们便将自己的始祖伏羲,描述是龙身人头、有着巨大力量的雷神,与世间的妇女结合后所生的,有着神奇力量的“神人”。在这里我们有趣地看到了,华夏先民在自己的创世神话和传说中,不仅创造出了为后人累世敬仰的始祖。而且还创造出了“龙身而人头”,以“大迹”与华胥氏结合,从而生下始祖伏羲的的“神”。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华夏先民,源远流长的“造神”之渊。在华夏先民的心目中,伏羲是和女娲一起,还是一个代表着依附“神力”,孕育华夏先民,肇启农耕文明的时代。成书较早、被华夏先民奉为“六经”之首的《周易·系辞下》,就有这样的记述:“包羲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禹作。”这实际上向我们指出了,注重人文传承的华夏先民,早就已明确无误地,将至高无上的伏羲始祖,位列于炎帝神农氏,以及开创人文的黄帝始祖之前。2﹒伏羲是华夏先民脱离神界的始祖在华夏先民的早期神话和传说中,神是不同与人的。神是有着巨大力量,并与人分界而居的。神都是生活在天庭的,神能够下到人间;而人是不能上达天庭的。传说众神是在一个名叫,都广山的地方上天下地的。这就是《淮南子·墬形训》所记的:“昆仑之邱,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因为伏羲是神和女人交合后所生的神人,所以伏羲也能缘天梯建木以登天。《山海经·海内经》记述说:“南海之内,黑水、青水之间,有木名曰建木,大皞爰过。”这里所说的“建木”,是众神用来登天专用的。所以“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而“大皞爰过”说的就是始祖伏羲,也能像神一样,攀缘建木、上下往返于天地与神人之间。” 然而,也正是伏羲能攀缘上下,反映在华夏先民心目中伏羲,只是一位“绝地天通”时代,与神有着区别的人。伏羲是一位脱离神界、有着神力进行发明创造,带领人民开创农耕文明、实行社会变革的始祖。所以,始祖伏羲才能被华夏先民推崇为传说时代的神人,并以其所获得的空前伟业,历经久远地铭记在华夏文明殿堂上。3﹒女娲是用黄土孕育华夏先民的女始祖女娲造人传说对华夏先民影响深远。《淮南子·说林训》对此的记述颇具神化色彩:“黄帝生阴阳,上骈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娲所以七十化也。”按汉末学者高诱所说:“黄帝古天神也,始造人之时,化生阴阳。”“上骈、桑林,皆神名。”所以,《淮南子·说林训》是说明“女娲王天下者也,七十变造化。此言造化治世非一人之功也。”[2] 这不仅较客观地折射出了,女娲是在“众神”的襄助下,才能完成“造人”这一社会进化大业的。同时,也科学地反映了,伏羲和女娲时代的华夏先民,正处于母亲氏族社会的历史实体。《太平御览》引《风俗通》所载的女娲造人传说,是这样记的:“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絙于泥中,举以为人。”这个记载虽然较晚,但其起源或许更早于《淮南子》所说。它最浪漫和最有意义的地方是,女娲“抟黄土”造人。女娲用“黄土”孕育了华夏先民,既浪漫而生动地揭示了女始祖,孕育华夏先民的社会发展踪迹;也科学而经典地反映了华夏先民,与滋养他们和农耕文化的黄土地,有着生俱来的、不可分离关系的历史根基。《风俗通》还记有一个传说:“女娲祷神祠,祈而为女媒,因置昏姻。”这个传说所反映的内涵,既耐人寻味,又令人发思。它一方面固然是女娲造人后,社会进化的继续和发展。另一方面则深刻地反映和揭示了,伏羲和女娲时代的华夏先民,正在发生着的婚姻,以及由婚姻而引起的,社会制度上的重大变革。那就是,处在由女始祖率领“祷神祠”的母系社会,正在逐步向“为女媒,因置昏姻”的父系社会过渡。 伏羲和女娲时代的母系农耕文明 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社会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伏羲和女娲时代的华夏先民,正好处于母亲氏(部)族社会,向父系氏(部)族社会过渡的时期。处在这个时期的华夏先民,基本上是按母亲的世系进行传承的,所以就在汉文古籍中便说他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只是当时华夏先民,也正在逐步向父系社会过渡。于是他们才会推举出像伏羲那样,被后世敬奉的男性始祖来,并且将这位男姓始祖描绘成,是“神”和女性结合后降生的,具有神奇力量的“神人”。按《云芨七籖》卷100辑《轩辕本纪》所云:“黄帝游华胥国,此国神仙国也。”注“伏羲生于此国。”可见,传说中的华胥,不仅是生伏羲的“伏羲之母。”而且还是传说时代华夏先民的一个国名,或者说是一个氏族、部族名。所以,诞生伏羲的华胥国,实际上就是现在民族学家们说的,实行氏族(部族)内通婚的母系氏族(部族)社会。在这样的母系氏族(部族)社会里,流行的是氏族(部族)内,辈份不同的男女,自相婚配、繁衍后代。因此,我们就看到了传说中的伏羲和女娲,彼此既是兄妹、又是连为一体的夫妇。当时的华夏先民,不但清晰地知道其母华胥氏;同时也由于社会的发展,促使他们能够推测,或者说杜撰出其父系始祖之父,乃是留下“大迹”,却又无可追溯的“神”。1﹒伏羲和女娲是自相婚配的兄妹《楚辞·天问》称:“女娲有体,孰制匠之?”汉代学者王逸对这段的注文是:“传言: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又据《文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所记:“伏羲鳞身,女娲蛇躯。”这就是华夏先民所描绘的,伏羲和女娲作为夫妇的,两位一体的形象。近代在南方一些地方发现的,伏羲和女娲双头连体蛇身的图像,也是对夫妇两位一体形象的印证。唐代李冗《独异志》卷下又云:“昔宇宙初开之时,只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又自羞耻。兄即与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是,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兄。”这就是对兄妹议为夫妇的较详尽的记述。无独有偶,清代梁玉绳《汉书人表考》卷二,引《春秋世谱》也说:“华胥生男子为伏羲,女子为女娲。”由此可见,华夏先民关于伏羲和女娲是“同母”所生兄妹,以及他们自相婚配、繁衍后代的传说,乃是流传广泛、确凿有据的。从而也就反映出,传说时代华夏先民确曾经历过,氏族内部兄妹互相婚配的社会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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