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妇女(妇女现代文明风尚活动总结)

读书会作为一种共同阅读的形态，以具有近代意义的知识结社，来促进文化的交流与启蒙。[1]西方的读书会诞生于18世纪。在德国，读书会是启蒙运动后期形成的社团组织，是具有批判功能的公共领域；在美国，读书会以自我教育为目的，谋求社区发展。中国的读书会虽自古有之，但现代意义上的针对女性的妇女读书会到民国时期才出现并发展繁荣。文章拟对民国妇女读书会做一史料梳理，运用阅读史的方法，从现代意识、公共空间、性别塑造三个方面剖析妇女读书会的形式逻辑和时代意义。

江苏省立南京民众教育馆妇女读书会

一、民国妇女读书会概况

民国最早的妇女读书会目前尚无确定时间节点，但至迟应在1917年以前已经出现。浙江长老会妇女读书会作为长老会乡村教会开展识字和通俗教育的重要方法，从开办之日起就以“培植乡间失学之女教友”“使她们多明白对于教会家庭之学识”为目的。[2]通过分别以“妇女读书会”“妇女读书社”“妇女读书班”“妇女读书处”“妇女读书互助会”“妇女读书研究会”“妇女阅书会”为关键词对民国期刊、报纸等史料的梳理，以报刊报道或文献史料提及或介绍作为参考，民国妇女读书会的相关统计如下：

从时间上看，民国妇女读书会在1920年代发展缓慢，在1930年代达到创办高潮，1940年代因战争的影响，其发展速度渐缓并呈衰落之势。据凌冬梅1840-1949年“读书会”史料检索的频次统计[3]显示，民国读书会在1930年代曾现井喷趋势，民国妇女读书会的发展历程正印证了这一研究，代表了民国读书会发展的一个侧面。

民国妇女读书会时间统计

从地域分布上看，民国妇女读书会的创办多集中在东南沿海等较早开始现代化转型的城市。由于经济的发展及西方各种思潮的传入，这些城市较早重视妇女知识的启蒙及思想的解放，妇女报刊和书籍的层出不穷，为妇女阅读提供了合法性的理由与文本。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组织机构内迁，妇女读书会也在大后方的西南地区发展起来。闽清县、渭南县等县级妇女读书会的创办，则与民国推行民众教育[4]有关，也展现当时的妇女解放与民众教育已突破大城市的禁锢，开始深入中国乡村。

从主办方来看，创办主体相当多元。民国妇女读书会的开展，主要以民众教育馆和妇女组织为主力。抗战以前得力于全国民众教育馆建设的规模化开展，妇女读书会与儿童读书会、成人读书会一起，成为民众教育馆组织架构的一部分。抗战爆发以后，全国民众教育馆进入十余年的停滞阶段，中国共产党党支部成为承载妇女读书会的重要力量，妇女读书会也成为党开展妇女教育的重要手段。民国时期出版业繁荣，各大小书局针对读者的营销手段层出不穷，纷纷成立半公益性质的读书会来吸引读者。现代书局创办了现代妇女读书会，以虞岫云为主持，虽具有一定的商业性质，但也代表了民国出版业参与妇女教育的面向，代表了民国妇女启蒙的重要力量。

现代书局现代妇女读书会主持虞岫云

从性质上来看，民国妇女读书会以妇女启蒙为主，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质，但也掺杂着不同主体的意识形态需求。除了以民众教育馆和妇女组织创办的读书会是基于民众教育、妇女解放为主导的完全公益性质外，长老会等宗教力量创办的读书会具有一定的传教色彩；以中国共产党党支部创办的读书会具有宣传马克思主义、培育革命力量的成分在其中，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出版业在商言商，其参与组织的读书会则带有一定的功利性特点，带有半公益半商业的特点。

二、读什么：现代意识驱动下的阅读内容

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把阅读作为社会现象来研究，通过阅读史的研究可以弄清楚什么人在读书、读的是什么书、在哪里读书和什么时候读书这类问题。[5]根据这一论断，在进行民国妇女读书会研究的过程中，读书会的阅读内容就成为了必不可少的研究内容。王龙认为书籍及其阅读现象作为思想观念的主要传播路径，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包括价值观念、审美标准、兴趣爱好、生活理想、社会认知和科学意识等群体心态。[6]民国以前女性阅读的书籍多为女教书如《烈女传》等，但至民国时期，女性的阅读内容呈现出明显的现代意识，这可以从民国妇女读书会的阅读书目中窥得一二。

以传教为目的创办的长老会妇女读书会，“课本用旧约书、路得记、以斯帖，或其他对于妇女最有帮助的书籍如耶稣教问答、真神大道易学，耶稣一生事迹等皆做课本。”[7]大约分宗教、家政、教育三类。虽然读书会阅读的书目带有传教色彩，但其为妇女增进知识，以求达到妇女启蒙的目的明显。

以民众教育馆、妇女组织及出版业创办的读书会，阅读书目主要以三类书籍为主：妇女问题或家政、普通常识、文艺。针对不同层次的会员，阅读书目以“前进的文艺书”和“社会科学、经济等”两个层次来划分。1935年9月13日现代妇女读书会提出赠送会员五大妇女读物，包括《现代妇女与文学》《现代妇女的生活》《现代妇女与职业》《现代妇女与恋爱》《现代女性美研究》，[8]展现了现代书局对妇女的现代性关怀。这些读书会的阅读书目以妇女的知识增加、现代意识启蒙为主要目的，希望女性成为“现代”女性。

武汉妇女读书会部分书目图影

以中国共产党党支部创办的妇女读书会则主要以马列主义著作作为主要的阅读书目，如武汉妇女读书会的书目包括《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新青年》《武汉星期评论》等进步书刊；[9]“绣花铺”读书会书籍有《论持久战》、高尔基的《母亲》、《肖克简略》、马克思的《资本论》《新华日报》等书刊；[10]1941年8月成立的叶榭妇女读书会，阅读书报主要有《大众哲学》《世界知识》《从一个人看新世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上海周报》《新浙东报》等。[11]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宗旨创办的妇女读书会以读书、阅报为主要手段，在号召妇女阅读、指导妇女阅读，达到女性阅读能力锻炼和培养的基础上，更解放了当时妇女的思想，使中国传统女性摆脱封建牢笼成长为具有现代意识的进步女性，一批女性转化为马克思主义者，如武汉妇女读书会培养起来的徐全直、李文宜等。

其他妇女读书会部分书影

阅读是有历史的，在不同的时间、不同地点有不同的呈现方式。我们可能以为阅读是个简单的从书页中攫取信息的过程。但是仔细想象就会发现，信息需要经过筛选、分类和解释，这样的过程是受制于一定的文化范式的。[12]晚清民国时期，一种和新的时间和历史的直线演进意识密切相关的中国现代性涌现，并借此界定生活中方方面面的质变。中国的现代性被视为一种文化启蒙事业，披上了新知“启智”的新含义[13]，基于这一文化范式驱动下的阅读带有明显的现代意识。虽然民国不同主体创办的妇女读书会带有群体的目的，但是绝大多数的读书会是以“提高妇女读书能力和养成读书习惯”[14]为宗旨，希望通过读书会使女性获取新知识、新思想，以此培养女性独立人格、争取女性解放。经过读书会筛选的阅读书目，涉及到女性生活、职业、恋爱等各方面的内容，带有明显启迪民智的作用，具有浓厚的现代意识。

（原刊《出版科学》2020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 郑丽榕.地域社会中的文化运动：雾峰一新会读书会个案分析(1934-1936)[J].中央大学人文学报.中央大学人文学报, 2008(36):139-183.

2 在《浙江长老会妇女读书会的经过》中有言：“妇女读书会的目的，乃是培植乡间失学之女教友，使他们在教会可以做领袖，且使她们多明白对于教会、家庭之学识…大约开办有十余年了。”该书出版于1927年8月，据此推测在1917年以前妇女读书会已经出现。见朱敬一. 中国乡村教会之新建设[M].中华基督教文社,1927:104.

3 凌冬梅.我国近代读书会的价值及其研究[J].图书馆论坛,2019,39(11):130-138.

4 1928年国民政府全国教育会议通过《实施民众教育及确定社会教育方案》，决定实行民众教育。1932年2月2日，教育部公布《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规定“各省市及县市应分别设立民众教育馆，为实施社会教育之中心机关。”在此基础上民国各省市县设立民众教育馆，部分民众教育馆在规程规定之下设置了妇女读书会，如江苏省立南京民众教育馆妇女读书会、山东民众教育馆妇女读书会、湖南省立第二民众教育馆民众图书馆妇女读书会。见朱煜.民众教育馆与基层社会现代改造:以江苏为中心1928-1937[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33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5辑 第1编 教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785.

5 [(美)罗伯特·达恩顿著,萧知纬译.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32.

6 王龙.阅读史导论[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86.

7 朱敬一.中国乡村教会之新建设[M].中华基督教文社,1927: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