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天津教案的意义)

在法国代表罗书亚眼中，清政府到底派谁来谈判他根本无所谓，他笃定清政府的所有官员，都是早已在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被吓破了胆的懦夫。

在早先与曾国藩的较量中，面对始终对自己避而不见的对手，罗书亚就曾经编造过「法国将在青岛征招四千外籍士兵来天津」的假消息，果然成功迫使曾国藩坐到了谈判桌上。

因此，面对同样到了天津后对自己避而不见的李鸿章，罗书亚一边嘀咕着「中国官员果然都是只会逃避的窝囊废」，一边故技重施，命令在青岛、烟台等地的法军军舰统一向天津集中，同时向李鸿章发出了最后通牒:

限10日之内展开谈判，否则就要从国内增调陆军赶赴天津开战，将天津化为焦土。

事实证明，罗书亚猜中了开头，却没有猜中结局。

当最后通牒到第九天的时候，李鸿章果然主动来到了法国领事馆，但等到志得意满的罗书亚大大咧咧往谈判桌上一坐，才发现这位主动「送上门」来的新任天津教案全权代表，并不是来商讨天津教案的，而是来请教问题的。

眼看罗书亚坐定，李鸿章二话不说从怀里掏出了一份英文报纸，带着满脸求知若渴的神情，诚恳的向罗书亚请教:

据这份报纸上的消息，在欧洲战场上，9月2日普法双方在色当展开决战，结果法军十万人全军覆没，法皇向普皇投降。这消息不知是否属实?

如果属实，在这种情况下，阁下所说的将会从国内增调到天津来的陆军将从哪里调来?

法国将如何在皇帝被俘的情况下，在遥远的东方再打一场战争?

这个世界上最有杀伤力的语言，一定是带着笑容说出来的。

李鸿章一番文质彬彬的提问，差点没把罗书亚活活噎死。

其实自7月19日普法战争正式开打以来，法军在战场上就始终在节节败退。

不过一方面，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欧洲到中国之间信息传递会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差;

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官员也基本不会特意留心国际局势。

所以从天津教案谈判开始以来，居然根本没有中国人在谈判桌上提到过法军的窘境，反而始终在罗书亚虚无缥缈的军事威胁下患得患失。

但这次色当战役的结果实在太过惨烈，即便中国官员不关心，很快也会成为其他国家外交官员们口中的谈资。

罗书亚之所以要火急火燎地定下十日通牒，就是想要在消息传递到中国之前就完成天津教案的谈判，把生米煮成熟饭。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此时的李鸿章跟他以前见过的那些坐井观天、因循守旧的传统官僚，根本就不是一个物种。

这位39岁才熬出头的「老秀才」，政治生涯的起点就是七千淮勇孤军深入上海租界，击退了围攻而来的李秀成太平军。

在随后的几年间，李鸿章的淮军就是在同上海租界的各类外国代表、军官、商人激烈的博弈中不断发展壮大的。

在跟「洋人」的不断交锋中，他也总结出了一套「用翻云手，使痞子腔」的外交策略。

核心观点就是表面上必须要蛮不讲理胡搅蛮缠，让洋人「畏威」;私底下则要发挥中国数千年积累下来的厚黑学精髓，抓住「夷性好利」的弱点，以夷制夷，分化瓦解。

李鸿章最擅长的就是利用各种信息源，不断搜集各种外交新闻跟小道消息，这才能够不断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与利益来投其所好，为己所用。

法国9月2日色当兵败的消息，李鸿章9月18日赶赴天津之前就已经获悉，否则他也不会上赶着，在曾国藩焦头烂额之际来天津火中取栗。

眼见罗书亚被自己开头一闷棍打得哑口无言，李鸿章一点没客气，继续操起板斧砍了第二下，拿出了俄国公使已经签字的天津教案赔偿条文。

在天津教案中，有三名俄国人「无辜躺枪」，遭到了误杀。

但是俄国此时的利益只在远东而不在天津，跟法国搅和到一起其实只是为了求财。

于是在李鸿章充满「清朝特色」的重金「商谈」下，俄国公使很爽快地表示只要求经济赔偿，不要求抵偿人命，双方很快签署了赔偿俄国白银三万两的协议。

按理来说，两国之间的秘密协议，是不能向第三国公布的，但李鸿章表示我是痞子嘛，我也不懂，就是想让你看看，人家俄国死了三个人，只要求赔了三万两白银，根本就没要求抵命。你们法国死了17个人，却要求我们赔偿百万白银，还要政府官员来抵命?

同样是兄弟，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没等罗书亚反应过来，李鸿章已经慢慢悠悠砍出了自己的「第三斧」。

他语重心长地劝告罗书亚，惩治中国官员这件事兄弟劝日你是别想了，就在你发出最后通牒那天，天津的官员们已经自发凑了两万两白银的路费，送天津知府张光藻、静海知县刘杰这几个哥们离开天津了。

兄弟不才，也凑了500两!

你要给面子，咱们将来出条文时，我就把这几个人写个充军:你要不给面子，那您派人去找吧，中国大着呢，你能找回他们来，我这马上就判他们死刑，惩罚他们不藏奸!

三板斧砍完，李鸿章打完收工，只剩下罗书亚一个人风中凌乱:

资料上李鸿章是安徽人啊，为什么满嘴的天津味?

尽管口音听起来怪怪的，但罗书亚明白，在这位李都督「翻云覆雨手」的操弄下，天津教案谈判的主动权，已经彻底不在自己手里了。

9月25日，在李鸿章又先后跟英、美两国达成赔偿协议后，只剩下自己孤家寡人的罗书亚，被迫同意放弃之前提出的所有附加要求，在曾国藩之前提出的「赔银不超过50万，处斩不超过20人」框架下继续开始谈判。

这边搞定了罗书亚，李鸿章并没有感到一丝轻松。

隔岸观火目睹了曾国藩在津门身败名裂的全过程后，他深知要想在这场外交纠纷中功成身退，功夫还要在外交之外。

在同法方外交谈判重新开始后，李鸿章果断跳过了关于赔偿金额跟惩治人犯等重要问题，而是先敲定了「派专使赴法赔礼道歉」这一细节问题，然后立即任命依然滞留天津「帮办」的崇厚为出使法国钦差大臣，让他麻溜滚蛋。

崇厚表示你连对法赔偿的价格都没谈妥，我凭什么现在就得启程?

李鸿章呵呵一声，表示就凭你降级后没我官大啊。

崇厚前脚刚走，李鸿章后脚马上就以筹措对法赔款为由，将洋务派在天津苦心经营多年的工厂、商号拆的拆、卖的卖。

尤其是崇厚当时在天津组建的一支颇具规模的全套外国枪械军队，也尽数遭到了遣散，武器装备全部落到淮军手里。急得远在北京的恭亲王奕忻满屋乱转，却终究无可奈何。

一边肃清掣肘，另一边李鸿章牢记曾国藩一着不慎惨遭「网暴」的教训，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买通稿」。

在中法双方重启谈判后，上海租界的数家中外文报纸，突然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中法谈判的「内幕秘闻」。

比如在曾国藩最初跟法方的谈判记录中，中国赔偿给法方的50万两白银中，有25万两是给予教案冲突中死亡的法方人员家属的抚恤金。

在中法谈判过程中，就有上海报纸突然以长篇纪实的方式，绘声绘色地报道了在谈判中李鸿章是如何强硬地表示:「恤银不抵命，抵命则

不恤银」。

如果法方要求处斩的中方人员高于法方死亡人员，那么中方给予法方的经济赔偿也要酌情减少，最终成功将死刑犯的数量从20人减少到16人，捡回了几条中国人的命。

末了，报纸还遗憾地表示，都怪曾国藩当初应允法方的价码太高，如果最初朝廷就派李鸿章去谈判，那么最后绝不至「以中华之性命结外邦之欢愉」。

至此，前期谈判不利的黑锅全甩给了曾国藩，洋务派的大本营被拆了个干净，法方被识破「诈和」已无心恋战，舆论主动权又始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李鸿章这才敢擦一擦额头上的汗，向真正的庄家慈禧太后汇报自己的谈判进展和处理意见。

不出意料，幕后的最大赢家慈禧，态度鲜明地称赞了李鸿章的办事能力，几乎全盘肯定了李鸿章的处理意见。

这场历时近百天的重大外交纠纷，终以清政府赔偿法国白银40万两，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充军，将为首16名肇事者处以死刑而告终。

即便已经大功告成，把「痞子手段」玩上瘾了的李鸿章依然没打算收手，明摆着欺负外国人眼中中国人都长的一个模样，在行刑前偷偷用监狱中的死刑犯，将大部分天津教案中被判处死刑的群众都替换了下来，实打实玩了一出「李代桃僵」，最终实际被处斩的肇事者为8人。

当然，这些明明都是背地里进行的秘密勾当，偏偏就被上海报纸的「内幕秘闻」演绎了个活灵活现，照例为李鸿章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一致赞誉，以至于他的政敌左宗棠也在评价天津教案时由衷地表示，李鸿章「有胆有识，有勇有谋」。

1870年10月，李鸿章被正式任命为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凭借着处理天津教案所得到的极大认可，「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成为了慈禧太后执政中后期名副其实的清政府外交第一人。

天津教案的成功斡旋，除了帮助李鸿章在政坛青云直上外，最大的作用是让他见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国际外交舞台。

李鸿章开始意识到，原来「西方列强」之间也不是铁板一块，自己那一套「用翻云手，使痞子腔」的外交手段，在国际外交中去「以夷制夷」完全够用。

想透了这一点，在李鸿章前期的清政府外交政策，完全摆脱了曾国藩时期「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被动挨打式的绥靖外交，开始尝试在国际舞台上主动出击解决问题，并取得了一些外交成果。

但是客观来说，李鸿章的外交策略看似长袖善舞，八面玲珑，却其实始终没有脱离中国传统士绅大夫的思维局限，总是抱着「洋人畏威，夷性好利」的想法。

一方面总想摆出「天朝上国」的架子盛气凌人，一方面又对传统的朝贡体系念念不忘，总是试图用金钱跟利益去「赎买」主权，始终没有真正理解和掌握近代国际外交条约体系约束下的国际秩序。

也许正如李鸿章的另一位政敌梁启超所说，李鸿章是时势所造的英雄，而不是造时势的英雄。

当清王朝实力犹存，外交政策却晦暗不明时，李鸿章顺应时代脱颖而出，还能够凭借着敏锐的外交嗅觉跟实践经验，尽可能地维护清政府的外交利益。

但当自己国家的实力再也不足以支持他的外交政策时，李鸿章也就变成了《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中那个永远的失败者和失意者，只能哀叹「总之当一日和尚撞一天钟。那一天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