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传(鲁迅传读书笔记摘抄)

鲁迅在《自叙传略》中说：

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而我底父亲又生了重病，约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渐至于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我底母亲便给我筹办了一点旅费，教我去寻无需学费的学校去，因为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乡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

其时我是十八岁，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师学堂了，分在机关科。

这事他在《呐喊·自序》中是这样说的：

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

就这样，鲁迅从母亲手中接过还带着体温的八块银元，避开了母亲的泪眼，怀着凄怆的离愁别绪，离开他生活了十七年的故乡，离开他亲爱的母亲和兄弟，动身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他结束了自己的少年生活，开始踏上人生的征途。

这是他第一次离家远行。当时他写的一则《戛剑生杂记》说：

行人于斜日将堕之时，暝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必时时相语，谓可当至某处矣，此时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仰。故予有句云：日暮客愁集，烟深人语喧。皆所身历，非托诸空言也。

他在旅途中就是这样一种心情。

鲁迅于1898年4月底离家，5月7日到南京。他到南京求学，是因为远房叔祖父周庆蕃（字椒生）在江南水师学堂教汉文，兼任管轮堂监督。周家子弟因他的关系进那学堂的，鲁迅是第三个。入学考试只是写一篇文章，试题是《武有七德论》，他考取了，分在机关科学习。

入学的第一件事，是这位当监督的庆爷爷给他改了个名字，叫周树人。改名的原因，据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椒生》中说，是因为“那时学校初办，社会上很看不起，水陆师学生更受轻视，以为是同当兵差不多，因此读书人觉得不值得拿真名字出去，随便改一个充数”。

周作人的这本书接着还说了：“那时候考学堂本不难，只要有人肯去无不欢迎，所以鲁迅的考入水师，本来并不靠什么情面，不过假如椒生不在那里，也未必老远的跑到南京去，饮水思源，他的功劳也不可埋没。鲁老太太因此对他很是感激，在戊戌后每逢他年假回家的时候，总预备一只炖鸡送去，再三谢他的好意。”

鲁迅的《朝花夕拾》里有一篇《琐记》，记下他在水师学堂的情况：

一进仪凤门，便可以看见它那二十丈高的桅杆和不知多高的烟通。功课也简单，一星期中，几乎四整天是英文：“It is a cat.”“Is it a rat？”一整天是读汉文：“君子曰，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爱其母，施及庄公。”一整天是做汉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颍考叔论》，《云从龙风从虎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

初进去当然只能做三班生，卧室里是一桌一凳一床，床板只有两块。头二班学生就不同了，二桌二凳或三凳一床，床板多至三块。不但上讲堂时挟着一堆厚而且大的洋书，气昂昂地走着，决非只有一本“泼赖妈”和四本《左传》的三班生所敢正视；便是空着手，也一定将肘弯撑开，像一只螃蟹，低一班的在后面总不能走出他之前。……

可爱的是桅杆。……它高，乌鸦喜鹊，都只能停在它的半途的木盘上。人如果爬到顶，便可以近看狮子山，远眺莫愁湖，……而且不危险，下面张着网……

原先还有一个池，给学生学游泳的，这里面却淹死了两个年幼的学生。当我进去时，早填平了，不但填平，上面还造了一所小小的关帝庙。

在《忽然想到（八）》里，鲁迅还讲过这样一件事：

我在N的学堂做学生的时候，也曾经因这“钊”字碰过几个小钉子，但自然因为我自己不“安分”。一个新的职员到校了，势派非常之大，学者似的，很傲然。可惜他不幸遇见了一个同学叫“沈钊”的，就倒了楣，因为他叫他“沈钧”，以表白自己的不识字。于是我们一见面就讥笑他，就叫他为“沈钧”，并且由讥笑而至于相骂。两天之内，我和十多个同学就迭连记了两小过两大过，再记一小过，就要开除了。但开除在我们那个学校里并不算什么大事件，大堂上还有军令，可以将学生杀头的。做那里的校长这才威风呢，——但那时的名目却叫作“总办”的，资格又须是候补道。

鲁迅到南京的这一年，正是清末维新运动的高潮。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促使朝野上下都有了一种强烈的改革要求。这种要求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他多次上书，指出当时正处在“四千年未有之变局”，“今日在列大竞争之中，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别无他图”。“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具体措施，他提出了例如“停捐纳、汰冗员、专职司，以正官制；变科举、广学校、译西书，以成人才”。1898年初，他又发表《孔子改制考》一书，以为《春秋公羊传》讲“通三统”，就是说夏、商、周三代的法制并无沿袭，孔子作《春秋》就是为的改革法制。他把孔子说成改革家，表明他的变法主张不但大合时宜，而且深合古训。这样，赞同者可以理直气壮地赞同，反对者也不能不稍有顾忌。加上他的经学家的名声和新科进士的身份，当然地成了维新运动的领袖。

新的出版物，也反映出了维新空气的浓厚。1895年，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1896年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创刊，1898年，严复译述的《天演论》出版。一时间，新办起的报刊和新出版的译本还不少。鲁迅就是在这个时候，从一个比较闭塞的小城走出来，他立刻受到这种维新空气的感染。在《琐记》这篇回忆文里，鲁迅生动地记下了当年他兴奋地阅读《天演论》的情形。

维新变法的主张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他下诏定国是，提出“博采各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这就是史称“百日维新”的第一日。几天之后，皇帝在仁寿殿召见工部主事康有为。这次召见的情况，据《光绪朝东华录》说：

上深以廷臣守旧阻碍变法为忧，康有为面奏：请皇上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足矣。彼大臣向来本无事可办，今但仍其旧，听其尊位重禄；而新政之事，别责之于小臣。则彼守旧大臣既无办事之劳，复无失位之惧，怨谤自息。

“渐擢小臣”就从康有为开始，当天，“命康有为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这样也就开始了新旧党之间的剧烈斗争。五月初二（6月20日）御史宋伯鲁杨深秀奏劾礼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许应骙守旧迂谬阻挠新政。奏折说：

皇上既深维穷变通久之义，为鼓舞人才起见，特开经济特科、岁举两途，以广登进。而许应骙庸妄狂悖，腹诽朝旨，在礼部堂上倡言经济特科之无益，务欲裁减其额，使得之极难，就之者寡，然后其心始快。此外见有诏书关乎新开下礼部议者，其多方阻挠，亦大率类是。接见门生后辈，辄痛诋西学，遇有通达时务之士，则疾如仇。

奏折建议给予许应骙降职处分，以为守旧误国者戒。光绪皇帝对这事的处理，据康有为在《自编年谱》里说，“时许应骙议经济特科及废八股事，多方阻挠，御史杨漪川、宋芝栋联名劾之。上恶及阻挠科举，即定罢斥。刚毅乞恩，不许；请令总理衙门查覆，不许；乃请令其自行回奏，上不得已允之。”光绪皇帝下的上谕是：“御史宋伯鲁、杨深秀奏礼臣守旧迂谬阻挠新政一折，著许应骙按照所参各节明白回奏。”许当然明白皇上对他的恶感，怎样回奏才能挽回局势确实是个难题。怎么办呢？据《康南海自编年谱》说：“许应骙夜走请于刚毅，刚属其牵攻我可免，许从之。上重于为我故去大臣，故听之。”老于官场的刚毅老奸巨猾，看准了慈禧和光绪的矛盾，叫他反守为攻，回奏中猛攻康有为，光绪投鼠忌器，就不会拿他怎么样了。许应骙就照着刚毅指点的这样办，两天之后，五月初四（6月22日）他遵旨明白回奏了。对原参各节逐项痛驳，全面为自己辩解。说的都是“夫诽存于腹，该御史奚从知之”，“何得云多方阻挠”，“何尝痛诋西学”之类。他还自我表白说：“窃臣世居粤峤，洋务夙所习闻，数十年讲求西法，物色通才……”似乎他早就赞同维新，讲求洋务，还很跟得上时代潮流哩。在奏折中，他痛诋康有为，在行文上却不是攻击他维新变法的政治主张，而是攻击他的人品。许应骙也只能采取这样的态度。这时，正是百日维新的开始之时，变法不仅是康有为的主张，而且是皇上的庙算，他不能不表示他是可以接受甚至赞成变法的态度。奏折中涉及康有为变法主张的，只有这样几句：“康有为逞厥横议，广通声气。袭西报之陈说，轻中朝之典章，其建言既不可行，其居心尤不可测。”攻击他人品的话就说得多了：

康有为与臣同乡，稔知其少即无行。迨通籍旋里，屡次构讼，为众论所不容。始行晋京，意图幸进。终日联络台谏，夤缘要津，托词西学，以耸听观。即臣寓所已干渴再三，臣鄙其为人，概予谢绝。嗣在臣省会馆私行立会，聚众至二百馀人，臣恐其滋事，复为禁止，此臣修怨于康有为之所由来也。比者饬令入对，即以大用自负，向乡人扬言。及奉旨充总理衙门章京，不无觖望。臣在总署有堂属之分，亟思中伤，捏造浮辞，讽言官弹劾，势所不免。

趁这机会，许应骙就把宋伯鲁、杨深秀这两位言官对他的弹劾，说成是康有为怂恿所致。他请求将康有为罢斥驱逐回籍。

五月二十四日（7月12日）的《申报》上刊登了许应骙的这一道奏折。周庆蕃看了，很是开心，其中对康有为的那些斥责，大合他的心意。他又看到，鲁迅到南京两个多月以来，热心阅读新书报，谈新学，俨然是个小康党了，于是把他叫来，把这份报纸递给他，说：“你这孩子有些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

二十多年之后，鲁迅在《琐记》这篇回忆文中写到这件事：“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仍然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大约鲁迅那时就没有怎么细看，所以印象不深，多年之后再说，就更有出入了。比如对许应骙奏折主旨的概括，说“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就不如说“总之是参主张变法的康有为的”确切。再说，看《天演论》也不是在水师学堂时候的事，而是稍后在矿路学堂时候的事，这里可以看做是借指当时流行的那些新书报吧。

八月初六（9月21日）政变发生。慈禧太后临朝训政，光绪皇帝被幽禁于瀛台。“百日维新”（实际上是一百零三日）到此终结。谭嗣同、杨深秀等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海外。御史宋伯鲁也革职永不叙用。这时，周庆蕃颇为自己的先见之明自得了。后来鲁迅在《忽然想到（五）》中记下了他这样一件小事：“政变之后，有族中的所谓长辈也者教诲我，说：康有为是想篡位，所以他的名字叫有为；有者，‘富有天下’，为者，‘贵为天子’也。非图谋不轨而何？”

作为一次政治改革运动，戊戌变法就这样以失败告终了。但是作为一次规模广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却并没有因为政变而终结。像严复，他还继续不断翻译介绍欧洲的名著，陆续出版了亚当·斯密的《原富》（1902）、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和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1903）、甄克思的《社会通诠》（1904）、孟德斯鸠的《法意》（1904—1909）……等等。他通过翻译这些书籍，介绍欧洲近代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哲学思想，对于几千年来中国专制社会的文化传统是一种有力的批判。青年鲁迅成了严复热心的读者。周作人在《鲁迅与清末文坛》一文中回忆说，在极有兴趣地读过《天演论》之后，“以后他每译出一部书来，鲁迅一定设法买来，自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以至读不懂的《穆勒名学部甲》，也都购求到手。”这时，鲁迅大量阅读严复和另外一些人译出的新书，促成了他思想的早熟。

1898年9月，两江总督刘坤一决定在江南陆师学堂内附设一矿路学堂，招考新生。这时鲁迅正对水师学堂的情况感到不满，也许还加上想到离周庆蕃远一点的愿望，即去投考。九月十二日（10月26日）放榜，录取了。他就转到这一边来就读了。矿路学堂的情形，鲁迅后来在《琐记》一文里说了一点：

这回不是It is a cat了，是Der Mann，Das Weib，Das Kind。汉文仍旧是“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但外加《小学集注》。论文题目也小有不同，譬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是先前没有做过的。

此外还有所谓格致，地学，金石学，……都非常新鲜。但是还得声明：后两项，就是现在之所谓地质学和矿物学，并非讲舆地和钟鼎碑版的。只是画铁轨横断面图却有些麻烦，平行线尤其讨厌。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

……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

这里说的第二年的总办是俞明震（1860—1918），字恪士。宋恕说他“才气纵横，文学淹雅”（《宋恕集》上册第401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能诗，有《觚庵诗存》行世。鲁迅对他，一生都怀着敬意，后来在教育部工作的时候，还几次去拜访过他，日记里写到他都是尊称为俞师。俞死，鲁迅还送去一个幛子表示哀悼。

这里说的《译学汇编》，是《译书汇编》的误记。这是留日学生杨荫杭等创办的月刊，翻译介绍了好些重要的外国学术名著，如卢梭的《民约论》（今译为《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后来严复的译名为《法意》）等等。这刊物于1900年创刊，后来改名为《政治学报》。这也是当年鲁迅喜爱的读物，多年之后还留有鲜明的记忆。

三十年之后，鲁迅在《重三感旧》一文中记下了他对当年这些“新党”留下的印象：

甲午战败，他们自以为觉悟了，于是要“维新”，便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也看《学算笔谈》，看《化学鉴原》；还要学英文，学日文，硬着舌头，怪声怪气的朗诵着，对人毫无愧色，那目的是要看“洋书”，看洋书的缘故是要给中国图“富强”，现在的旧书摊上，还偶有“富强丛书”出现，就如目下的“描写字典”“基本英语”一样，正是那时应运而生的东西。连八股出身的张之洞，他托缪荃孙代做的《书目答问》也竭力添进各种译本去，可见这“维新”风潮之烈了。

…………

“老新党”们的见识虽然浅陋，但是有一个目的：图富强。所以他们坚决，切实；学洋话虽然怪声怪气，但是有一个目的：求富强之术。所以他们认真，热心。待到排满学说播布开来，许多人就成为革命党了，还是因为要给中国图富强，而以为此事必自排满始。

1900年发生了义和团事件。义和团原是直隶（今河北）山东一带城乡游民的邪教组织，他们秘密结社，修炼武功，特别是蛊惑一些无知的青少年参加。痴迷者相信可以炼出“金刀不入，枪炮不伤”的功夫。他们在山东受到巡抚袁世凯的镇压，无法立足，流窜到直隶来。他们一路上焚烧教堂和教民的房屋，杀死教民和教士，直到拆毁铁路和电线。清廷最初是下令禁止这些行为，可是一些高级官员却对义和团取支持态度。毓贤向载漪、刚毅等宣传义和团的勇敢和力量，载漪和刚毅又这样向慈禧太后宣传。正好这时候慈禧太后以为外国妨碍她废黜光绪另立新皇帝，有一种强烈的仇外心理，于是决定利用义和团作为她对抗外国的力量，任命载勋、刚毅统率。这样，义和团同正规军一起掀起了一场排外的高潮。

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上午，德国驻中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崇文门被杀。下午，董福祥部甘军和义和团开始围攻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及西什库教堂。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清廷下诏与各国宣战。接着发生的事情就是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都逃到陕西去了。

那时绍兴也流传许多关于义和团的谣言，说是义和团有了不得的法术。家里在同鲁迅的通信中谈到这些，鲁迅在五月十七日（6月13日）的回信中说：“拳匪滋事是实，并无妖术。”对于义和团种种装神弄鬼的做法，鲁迅后来不止一次表示过反感。例如1912年6月27日的日记中说：“下午假《庚子日记》二册读之，文不雅驯，又多讹夺，皆记拳匪事，其举止思想直无以异于斐、澳野人。齐君宗颐及其友某君云皆身历，几及于难，因为陈述，为之瞿然。某君不知其名氏，似是专门司司员也。”齐宗颐，教育部同事，即后来协助鲁迅翻译《小约翰》的齐寿山。在《杂忆》一文中，鲁迅说：“庚子年的义和团捉住路人，可以任意指为教徒，据云这铁证是他的神通眼已在那人的额上看出一个‘十’字。”也许这就是听齐君或某君所云身历“几及于难”的情形吧。

也就是在这1900年，矿路学堂曾经有过停办的风传。鲁迅在《琐记》一文中回忆说：

我们也曾经有过一个很不平安的时期。那是第二年，听说学校就要裁撤了。这也无怪，这学堂的设立，原是因为两江总督（大约是刘坤一罢）听到青龙山的煤矿出息好，所以开手的。待到开学时，煤矿那面却已将原先的技师辞退，换了一个不甚了然的人了。理由是：一、先前的技师薪水太贵；二、他们觉得开煤矿并不难。于是不到一年，就连煤在那里也不甚了然起来，终于是所得的煤，只能供烧那两架抽水机之用，就是抽了水掘煤，掘出煤来抽水，结一笔出入两清的账。既然开矿无利，矿路学堂自然也就无须乎开了，但是不知怎的，却又并不裁撤。到第三年我们下矿洞去看的时候，情形实在颇凄凉，抽水机当然还在转动，矿洞里积水却有半尺深，上面也点滴而下，几个矿工便在这里面鬼一般工作着。

从周作人日记里可以查到，鲁迅下矿井去看，是1901年11月7日至19日。1929年1月6日鲁迅致章廷谦的信中也说到这事：“青龙山者，在江苏勾容县相近，离南京约百余里，前清开过煤矿，我做学生时，曾下这矿洞去学习的。后来折了本，停止了。”已经查明：当年鲁迅所下的矿井，在现在南京官塘煤矿象山矿区。

在矿路学堂学习的功课，据周作人在《鲁迅与中学知识》一文中说：

功课是以开矿为主，造铁路为辅，期限三年毕业。前半期差不多是补习中学功课，算学，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应有尽有，鲁迅也照例学过了。这固然是一切学问和知识的基础，于他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另外还有一门学问，使他特别得益的，乃是所谓地学。这其实是现今的地质学，因为与矿学有关，所以有这一项功课，用的教科书是英国赖耶尔的《地质学纲要》的一部译本，名为《地学浅说》。原书出版很早，在地质学中已是旧书了，但原是一种名著，说的很得要领，这使他得着些关于古生物学的知识，于帮助他了解进化论很有关系。

在鲁迅自己，他以为采矿是他学的第一个专业。1927年他应邀到黄埔军校去讲《革命时代的文学》，他说：“诸君的所以来邀我，大约是因为我曾经做过几篇小说，是文学家，要从我这里听文学。其实我并不是的，并不懂什么，我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叫我讲掘煤，也许比讲文学要好一些。”

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1902年1月27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的学生毕业，两江总督刘坤一签署了发给他们的执照。鲁迅的这一张保存下来了，现藏北京鲁迅博物馆。上面写着“右照给壹等学生周树人收执”，可见他毕业考试的成绩不坏。

他得到了官费出国留学的资格。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三日（1902年2月20日）他回绍兴去，做出国的准备，向母亲辞行。二月初八（3月17日）又到了南京。这一回，他从家里带了些书籍给在水师学堂上学的二弟作人看，其中有一本是谭嗣同的《仁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