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倭兵(备倭兵)


沈惟敬自小西行长处谈判之时,以索要礼物为名,将日军现役装备如盔甲、刀剑以及火绳枪带回国内,测量检验其作战性能。日军步兵刀长于中国的马兵腰刀,“我兵在马上,倭兵在步下,我兵之刀短,倭兵之刀长”,而日军所称善的火绳铳,则因当时日军装备以小口径火绳铳为主,且受限于弹药进口,导致射程不如中国火绳枪,“倭丸只到百余步,中原之丸可至二百步”,而宋应昌则亲自测试了用于遮蔽弹丸的柔性防牌的性能“人又谓鸟铳能击二层,尝试之矣,八十步之外,能击湿毡被二层,五十步之外,能击三层四层。” 也就是说,明军现役的移动防御工事,搭设三层湿毡被,便可顶着日军远程火力,无伤抵近至五十步(明制一步1.6米,50步为80米)的冲锋距离。

“朕受天明命,君主华夷,方今万国咸宁,四溟安静。小丑,辄敢横行!”这是明朝万历皇帝派使者薛潘发往朝鲜的敕书,天朝的天子与神国的日轮之子之间的战争,此时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明朝一边在征调入朝军队的同时,一边按原定计划向朝鲜下达粮草准备的命令。按明军标准,士兵一人一日军粮一升五合,马一匹一日豆三升,折合朝鲜枡,为米二升七合,豆五升四合。明军向朝鲜通报的人员数量为士兵48585人,马26700匹。一日所需为米72877.5升,折131179.5朝鲜枡,合874.5朝鲜石,豆一日所需为80100升,折144180朝鲜枡,合961.2朝鲜石。也就是说,一个月若按朝鲜度量衡,则为米26235石,豆28836石。

“朝鲜王促我进兵,使者络绎于道”,在朝鲜的不断催促之下,明朝军队正式出发,前往朝鲜,然而这一切的前提是朝鲜国王所答应的“江以西则我给饷,江以东则尔给饷,饷必给五万人,必支三月,国王许诺。” 然而李昖的许诺仅仅只是一份打折支票,义州至平壤直路十官(地方官仓),平壤附近三县六邑,仓储的大小米粒仅为51488石,豆33127石。也就是说,朝鲜的仓储仅仅只够支付中国入朝援军大约两月兵粮,而马豆只不过仅支月余。参考朝鲜一年中央岁入不过三十余万石米豆,明军所需三月军粮马豆合计为165213石,约占了朝鲜半年中央税入。短期内筹措军粮米豆合计八万余石,虽然相比第一次明军入援之时,此刻的朝鲜物资准备还是比较主动的,但这些仅仅出现在账本上的物资储蓄,无法满足中国援军作战计划实际所需,更勿论还有朝鲜本国平安道内一万余名府兵。

但是为了让中国尽快出兵,李昖是这样对宋应昌报告的:“义州以及平壤一带,见在本色米六万五千七百余石,荳六万八千四百余石,剉草十万四千二百余石。其报,平壤以及王京一带,糧料数目亦畧相同。”而明军此时已在辽阳所属各仓蓄米达122778石。朝鲜的报告,宋应昌并未相信,派遣爱州管粮都司张三畏前往朝鲜核准之后,朝鲜国王呈报的数量立刻变为“本国自义州至平壤一带,存储糧料大小米共计四万五千五百余石,可毂五万军兵四十余日支用,黄荳三万五千五百六十余石,草八万八千九十余束”。自此,认为朝鲜国粮仓储备已然齐备,可以出兵的宋应昌,与万历20年(1592年)12月3日,在朝鲜的不断催促下,命吴惟忠部三千人先行渡江,4日发王问、钱世桢部二千人渡江,抵达朝鲜奉报台左,此举一来大张声势,二来以安抚朝鲜并保卫粮道安全。

明军这次入朝,本意计划出兵七万,然而各地军镇不愿将所属精锐调出,实际征调时仅按四万为准。然而这四万人依旧是打了折扣的,以辽镇为例,堪称精锐的仅有李宁、张应种所属正兵1189人,其次较有战斗力的为广前营339人、选锋右营1300人、辽阳营及开原营1534人,共3173人,其余战斗力均不高。而蓟镇则“强弱相半”,而渡江时蓟镇兵仅有4500人,加后续来到的2800人,按一半算,堪用之兵仅为3650人。其他“真保宣大皆庸贩之徒”,如赵文明部2100马兵,为自备马匹应征的民兵。南兵中吴惟忠部为临时招募的义乌等处新兵,虽因兵源地较好有一定战斗力,但并不能称为精锐,只能说好于老弱庸贩之徒,南兵精兵仅有洛尚志的600人。也就是说,在宋应昌看来,这支四处拼凑的军队中,训练有素战斗力较强的马、步军只在名义上有8612人,其余二万多人以新兵和民兵为主,战斗力并不高。

备倭兵

驻屯辽东时,明军各部将领亲卫家丁人数1316人,其编制如下表,结合各部构成来看,明军以各部精锐,分列与左、中、右三翼,率领各镇发往辽东部队中,战斗力不高的新兵和民兵部分,即平壤之战前,明军不含将领、教师,全军兵力大致为36013人。其中精锐及较有战斗力的人员,包含各将领家丁在内,总数为9928人,约占全军总兵力的27.6%。

备倭兵

12月初八日,李如松与宋应昌在辽阳会面,以“倭奴畏寒”,对明军有利,约定尽快出兵朝鲜。由于日本西部纬度较低,就纬度而言,相当于从长江口一带北上至北京南部地区,以小西行长领地熊本县为例,日本气象厅所检索到的1981年~2010年气象资料,一月最低气温为1.2℃,而平壤根据1971~2000年气象资料,一月平均最低温度为-10.7℃。日军不适应气候是可以想象的,而明军多为北方人,特别是主力部队辽东所属,更是习惯于这这种条件下作战。参考明军兵种构成,渡江时骑兵(马兵)为25454人,占全军总兵力约八成,以骑制步的作战思路非常明显。

备倭兵

11月11日,日军阵营中明军袭来的风声日紧,但小西行长仍在沈惟敬的大话之下犹豫不决,而其所派出的朝鲜籍情报人员,江西人金顺良等四十余名,在肃州、安州、义州等处刺探军情时,于十二月上旬为朝鲜人擒获,金顺良未能在拷问之下,替其领主小西行长保守机密,导致小西行长谍报网被一扫而空。明军前后绵延400余里,前锋距平壤仅120里,而小西行长此时依旧一无所知。

万历21年1月1日,备御王玠领火器手2700人渡江,前往平壤,原任参将周易,领家丁25、6人,二更渡江,与次日南下。3日,明使刘黄裳前来慰问,于龙湾馆与李昖相见,谈及可否派人前往平壤城,与城中父老豪杰为明军内应,李昖以“平壤城中,愚民畏死,姑为投附,岂有豪杰也?”为由拒绝。国王懈怠,官员自然消极,给明军通报的所谓粮草,只是“兵粮输运事,非不申饬,而州官犹置寻常,略不举行”,“该(户)曹任其自为,亦不检督”,实际渡江后,明军便处于断粮边缘,朝鲜明言肃州粮草不足大军所需,而明军所载火炮辎重过半落后,戚金部抵安州时,战车全未曾运到。

1月2日,明军抵达安州,在城南宿营,柳成龙以平壤地图示李如松,向明军通报各处地形道路情报,李如松以朱笔在地图上标记,并告知柳成龙,明军计划以火炮压制日军火绳枪。待柳成龙退回,李如松与扇面题诗,诗云:

提兵星夜渡江干,为说三韩国未安;明主日悬旌节报,微臣夜释酒杯欢。

春来杀气心犹壮,此去妖氛骨已寒;谈笑敢言非胜算,梦中常憶跨征鞍。

1月4日,李如松抵达肃川,李如松命金子贵前往顺安,通知小西行长,天朝已许和,沈游击(沈惟敬)已到。小西行长大喜,此时日军仍不知明军已到,景澈玄苏为此赋诗一首:

扶桑息战服中华,四海九州同一家,喜气忽消寰外雪,乾坤春早太平花。

小西行长以接坠马伤足的沈惟敬为由,派马回众竹内吉兵卫,通事(翻译)张大膳等23人,前往明军查探虚实。李如松命宴竹内吉兵卫、张大膳等3人入内宴,其余20人在外宴。李如柏下家丁李宁、雷应坤,不知主将之意,将内宴三人生擒,杀外宴日军十三人,余下七人逃走。李如松欲将李宁、雷应坤二人斩首示众,被李如柏哭求请止,改为重责李宁15棍,雷应坤30棍,并传令李如柏即全军,再有不听军令擅动者枭首示众。

在强调军纪之后,李如松命全军往平壤开进,然而就作战准备而言,这次进攻是极其仓促且迫不得已的。仓促,是因为大半辎重火炮并未能运抵前线,迫不得已,除情报泄漏,最主要的一点是粮草的严重匮乏。以李昖对明的奏报,其粮草分为十个储存点。其分储模式,导致其账面所号称的支三、四十日所需,平均下来,各仓仅能支明军三到四天,处于作战前线的肃州,韩应庚、李德馨在初八日回报义州时自诉“闻肃川所储米太(少) ,甚为不敷”。而朝鲜提供的运输工具,以宋应昌在初八日中所言,张三畏向其回报,朝鲜仅仅提供了牛马“仅五百匹”,其载具运送能力“不足兵马一日所需”,且牛马瘦弱不堪。义州到平壤有近600里,即便使用中国的粮储,以日行30里计,以朝鲜所准备的载具,运送不足一日所需的粮食,也要20日才能抵达平壤前线。极端严峻的粮草危机逼迫李如松,只能尽快占领平壤以减轻巨大的后勤压力,毕竟据朝鲜人自述,平壤储粮十余万石。当然,这只是朝鲜败出平壤之时,城内留给日军日常支用的军粮数目,而非此时平壤实际仓储,该数目为逼迫明军尽快出兵而虚构的军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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