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克定(袁克定最终结局)

鸵鸟把头埋进沙子以避险，据说是一则外国寓言，这则寓言与“掩耳盗铃”的中国成语大体同义。这个标题取的是这则寓言的本义。不过，这个“袁大头”不是民国初年发行的那种银元，而是指银元上那个头像的本尊——袁世凯。

鸵鸟把头埋进沙子以避险，并非真实的自然现象，只是人们从字面引伸出的一种人类心态。从寓言来说，鸵鸟把头埋进沙子是一种主动行为，而人类的心态更复杂，人类的自欺欺人，既有主动的，也有被动的，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袁世凯

袁世凯策划称帝始于民国四年（1915年），就其心态来说，自然是希望万民拥戴、万方声援、万邦来朝的。但在一个已经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国家里，复辟帝制完全是倒行逆施，不得人心之举，这也是他本人指使并纵容其奴仆搞什么假民意、假推戴、假选举的根本原因。就是当时的外国驻华机构也并不都是理解与支持的。袁世凯无视民意，一意孤行，自然不希望听到这些反对与异议，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查禁、堵塞舆论界反对其称帝的悠悠众口，一口气查封了众多国内外报纸的根本原因。而查禁报纸、封堵民意，这有点类似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周厉王，更像鸵鸟把头埋进沙子里。

戈公振

戈公振，中国现代著名新闻学家，作为袁世凯时代的亲历者，他在著名的《中国报学史》一书中披露，“其首先觉察袁氏之阴谋者，为北京之国民公报。”（《中国报学史》，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六年，页184。以下同书引文只注页码）继之而起的还有北京、天津、汉口、广州、福州、开封、南昌、香港等地的报纸，这些报纸“据理执言，公正雄健，莫不首遭封禁之祸。”“当时真正之民意，几不能于字面求之矣。”（页185）

废共和、改帝制，毕竟不得人心。戈公振叙述道：“次年（1916年）改元洪宪（即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令各报照登，上海各报独否，仅载西历（即公历）年月。”（页185）袁世凯遂运用警察力量对报纸严加管制。淞沪警察厅致函上海日报公会称：“如再沿用民国五年，不奉中央政令，即照报纸条例，严行取缔。”（页185）查禁措施有三，“在内地则勒令停版；在租界则停止邮递；在国外则禁止输入。”（页185）这些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刚刚自由了两三年的中国报纸，不得已，“格于禁令，勉强奉行，乃以近于滑稽之手段，改民国元年为西历纪元几年，更于西历下别刊‘洪宪元年’四小字，字绝纤细，读者苟不察，几不能见，其用心亦良苦矣。”（页186）以致当时的报界出现了一种怪相，“民国四年十二月，参政院推袁为帝，北京各报除日人之顺天时报外，皆印红报，阿谀备至，而‘臣记者’三字遂成一新名词。”（页185）近代意义上的新闻记者，竟然“特色”为“臣记者”，真乃滑天下之大稽。报纸的这些消极应对显然软弱无力。袁大头这些行径，自然都属于主动把脑袋埋进沙子里。

沙子埋了袁大头，从字面来看，也有被动的一面。袁世凯复辟帝制，如同复活政治僵尸，自然招来一群食腐动物，一些奸佞政客、谄媚文人，试图从这具政治僵尸的腐肉与尸臭中打牙祭，一时间蝇营狗苟，蚁聚蜂从。当时的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商埠，上海报纸的舆情，袁世凯是十分关注的。然而，他看到的并非真正的上海报纸，当然也非真正的上海舆论。戈公振写道，袁世凯要看的上海报纸，“皆由梁士诒、袁乃宽辈先行过目，凡载有反对帝制文电，皆易以拥戴字样，重制一版，每日如是，然后始进呈，项城（袁世凯）不知也。”（页186）梁士诒、袁乃宽都是袁世凯的亲信，为其复辟帝制出谋划策、争逐奔竞。他们自然知道袁世凯的真正用意。于是不惜以涂改、伪造的低下手段逢迎谄媚、投其所好。殊不知，袁世凯要的是上海方面的“真民意”（哪怕是其背后操纵、强制也不在乎），而不是纸面上的“假民意”。

事情很快漏了馅，秘密是赵尔巽到袁邸造访时发现的，“赵于无意中随手取时报一纸阅之，略一审视，眉宇间不觉流露一种惊讶之状，项城奇之，询其故。赵曰，此报与吾家送阅者截然不同。然此固明明为上海时报也，故以为异。项城乃命人往赵家持报来，阅竟，大震怒，立传乃宽至，严词诘之，乃宽竟瞠目结舌，觳觫而不能对。”（页186）梁士诒的行径大抵与袁克定如出一辙。近年有人澄清说，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蒙蔽其父袁世凯并非史实。袁世凯之女袁静雪半个世纪后无中生有编造一段丑化其父兄的回忆录（参见拙作《中国近代报纸轶事》），如此反驳的确不可思议。

梁士诒、袁乃宽辈涂改、伪造报纸，蒙蔽“圣聪”，袁世凯似乎是被动的、无辜的，这与鸵鸟把头埋进沙子当然是不同的。且不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何况“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专制政体之下，臣事君，遇清则清，遇浊则浊，并不罕见，司马光在评论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资治通鉴·唐纪八》第13册，中华书局，1956年，页6029）袁世凯罔顾民意，倒行逆施，身边出现几个梁士诒之类的人物，帮他把脑袋埋进沙子并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