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边的老人(桥老人的精神品质)

小时候的偶像特别多，关于作家有两个，一个是《小王子》的作者，虽然我当时一直记不住他的名字，但是他会开飞机，我觉得会开飞机的作家特别了不起，所以崇拜他。

另一个作家偶像是海明威，那是小学五年级的一个晚上，我吃完饭抱起足球要下楼，妈妈喊了一句“刚吃完饭不许运动”，于是爸爸强迫我坐下来听他读了一篇小说，小说叫做《桥边的老人》，是海明威短篇小说全集里的作品。听完那篇小说我郁闷了好久，一种莫名的哀伤盘踞在我胸口，我开始认真地读那套两卷本的全集，海明威的小说带我走进一个新的世界，和狄更斯、高尔基等作家不同，他的短篇小说里充满了失败，但是那些失败衬托出的是永不服输的精神。

小学毕业的暑假我被检查出了眼底疾病，医生说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又叫做视网膜退化症，视网膜中的细胞停止了更新，当现有的感光细胞衰亡，我就失明。

在北京跑了几个大医院，都说不能治，301医院的一个医生特意留我父母深聊，他要我回避，但是我躲在科室门口偷听，其实他所说的坏消息我在其他医院都听过，唯一没听过的是他说出了年限，他说我的眼睛还能再用十到二十年，能不能用到二十年取决于有没有保护好，视疲劳是我眼睛的杀手，所以我不能看电视，也要少看书。

我把医生的叮嘱告诉班主任，所以初中三年我的家庭作业可写可不写，但是我并没有真的让自己的眼睛休息，我开始疯狂地读书，我买来许多哲学著作，我要寻找命运的答案。

青春期是身体发育的阶段，视网膜的退化进程也在加快，我的视力在明显地下降，视野在明显地缩小，我终于还是想到了放弃，因为我有了一个发现——失明了，一切都是白搭。

放弃之后我感到轻松了许多，学习成绩一落千丈。小说是一直在读的，连上课的时候也在读，因为它是我唯一的消遣，有一天我在书店看见了海明威的名字，这位我曾经的偶像，于是我买了那本《老人与海》，万万没想到，我苦苦追寻的答案就在这本小说之中。

小说中的老人好不容易打到一条大鱼，但是那鱼太大不能拉到小船上，只能在水里拖着，鲨鱼闻着血腥味拥来，老人和它们搏斗着，可是上岸之后，那条大鱼还是只剩下了骨头。

那么老人是成功还是失败？海明威的答案是人可以被打倒，但是不能被打败，我在小说里看见了自己，没错，我的结果是失明，就像那条大鱼的结果是白骨，就像每个人的结果也是骨灰，如果总是盯着结果，那当然什么都没有意义。但是人活着是为了这个过程，当我想到这些，我重新振作了起来，转变思维之后我明白一个道理，恰恰因为我会失明，我更应该在失明之前好好努力，让这个过程更加充实。

是小说帮助了我，是小说拯救了我，我为之前一直把小说当消遣感到遗憾，原来小说有很多种，确实大多数小说是娱乐性的，但是还有一些小说做出了深入的思考，读到卡夫卡的《变形记》时我惊呆了，仿佛一面魔镜照出我的灵魂，我彻底爱上了这样的小说，那时候是初中毕业的暑假，我决定要写小说。

我带着一书包的小说去外地读盲人学校，父母希望我考上长春大学的特殊教育学院，但是我很明显把时间都花在小说上，高中几年我写了很多短篇小说，不停投稿，后来发现只有一篇《寂寞公路》值得保留，但是那篇小说也要在几年之后才在《福建文学》发表，完全拿不出成绩的我让父母十分担忧，即将读高三的暑假，父亲带我去见了一个诗人。

诗人陈道辉是我们县当时唯一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住在农村，他认为，我还是应该上大学。从陈老师家出来，我就开始流泪，我认清了一个现实，考上大学我就可以获得五年的校园生活，也就是我还可以专心地写作五年。

高三我彻底收起文学，为了争取到五年的文学时间，我没日没夜地读着教材做着题海，被大学录取后父亲又带我去见了陈老师。这一次，陈老师说，要坚持自己的理想，要追求高品质的文学，只要文学上有所收获，生活上的任何困难都不算什么。

上大学后我开始尝试写作长篇小说，把电脑文档里的字体调成最大的初号，每天晚上在宿舍里敲键盘，但是我的写作素材明显不足，每次开篇写到四万字就不知道还能写什么，集体宿舍也不是一个适合创作的场所，常常有同学凑到电脑桌边问我在干什么。每当这种时候，我竟然没有勇气说我在写小说，我担心自己会被传说成一个怪人。

失败了四部长篇，我决定先放一放，我的专业针灸推拿学属于中医，于是我开始在专业学习的同时为小说积累素材，准备今后写一部关于中医的小说。这下学习成绩立刻提上去了，那些需要重修的课程全部通过，考试不再挂科，大学毕业之前有几个月时间用来准备论文，我把毕业论文写好后，剩下的时间属于小说。

这是我最后的机会，逼入绝境才能激发出潜能，我在家里没日没夜地写，连做梦都是小说里的情景，写作异常顺利，文稿写出三分之一的时候，整部小说已经基本在我的脑中完成，我需要做的只是将剩下的部分打出，每天起床都有强烈的创作冲动驱使我坐到电脑前，到最后阶段，我的眼睛已经支撑不住，视疲劳让我眼前的世界不断变色，电脑上的大字体已经揉成一团，但是这并不影响我打字，只是打出许多错别字，后来好在父亲帮我校对。

我用了整整五十天的时间打出了长篇小说《星期八》，让眼睛好好休息了几天，可是视力不仅没有恢复，甚至什么也看不见了，我早有心理准备，医生的预测很准，没错，十年到了，我根本没想过保护眼睛，所以只用到十年。

小说的修改和写作同样重要，我给电脑安装上读屏软件，它可以把屏幕上的字读给我听，又修改了几个月，《星期八》正好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出版了，这部小说得到许多好评，居然开始有人把我称为作家，让我有了可以继续写下去的动力。

乔伊斯说“在我一生中遇到的所有事情里，失明是最无关紧要的一件”，博尔赫斯觉得乔伊斯有点夸张了，他说失明确实很不好，但是一个人只要选择了写作，所有的坏事都可以当成宝贵的经历。乔伊斯和博尔赫斯都是我的榜样，我比他们幸运得多，他们失明以后只能通过口述来创作，而我借助电脑里的读屏软件就可以用普通的键盘写作，音箱会念出我打的每一个字，我也不需要别人读书给我听，借助扫描仪我可以把书本制作成方便听读的电子书，我与文学之间基本上是无障碍的。

文字是一个个光量子，当它们排列成文学就可以把世界照亮，我还没有写出心目中最完美的小说，对文学的追求让我忘记失明的苦恼，我的幸福感很容易获得——把我深爱的某部小说重读一遍，读到一篇好作品，自己写出一个好句子。

命运考验过我，文学救了我，我相信，我深爱的文学一定也爱我，它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它也一定会陪我走到最后。

吴可彦

1990年生，出版有长篇小说《星期八》《茶生》，短篇小说集《八度空间》，漳州市盲人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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