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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并文 | 钟沁蕊

指导教师 | 洪兵

编辑 | 林子尧

“以前你谈起工作时，眼睛里好像有光；这次再见你，只觉得在‘大厂’工作让你显得很‘丧’。”2021年十月，27岁的周璇去云南旅行。在久违的“慢节奏”里，她的朋友这样对她说。

两个月后，她决定告别自己入职刚满半年的网络视频平台。

周璇曾就职的大型互联网企业或知名的科技企业，常被人们称为“大厂”。2021年年末，话题“大厂的年终奖有多疯狂”登上微博热搜，随之而来的是对“大厂裁员潮”的热议。名企的光环、可观的薪酬、广阔的平台——在由这些印象筑起的“大厂”高墙内外，似乎总有人排着队想要进入，又总有人因跟不上节奏被驱离。

但也有人在欣赏过墙内景色后，主动选择了离开。

离职那天，周璇写到：“我迫切想要尝试一种不被工作占据所有时间精力、以寻找其他价值的方式……走下去，一点点建造我自己。”

“梦想之地”的裂痕

一年前，周璇结束了自己作为时政记者的新闻生涯，从北京来到上海。在做了几个月的自由职业者后，她走向“许多退役新闻人的理想归宿”，进入某互联网企业做公关。

“还在媒体的时候，工作节奏很快，找题、写稿，随时待命，但是每天都有产出，成果就摆在那里。”周璇说，但来到“大厂”之后，她感到自己变成了漫长生产线上微不足道的一环，用于计量时间的单位从“几天”变成了“几个月”。一个项目的最初几周，同事们总是在不停开会，确保“拉齐”各种信息，迟迟难以有所推进；半个月下来，会议的结果或许只是推翻方案，重回起点。而等到项目正式开始，她需要面对的则是不定期的加班。即便没有任务，她也会在周末的清晨猛然惊醒，摸出手机查看是否有“从天而降”的工作布置。

当生活与工作陷入失衡，周璇开始考虑辞职。

尽管境况各异，但有此想法的不止她一人。

四年前，毕业于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的陈冰厌倦了自己在外企日复一日的平淡工作，成为A集团旗下一家公司的算法工程师。“在那里，我接触到了行业最前沿的内容。”作为新嵌入“大厂”庞大机器里的一颗螺丝钉，他对自己将要面临的挑战满怀期待。

两年前，刚刚大学毕业的端木凌通过校招拿到了D公司的offer。对一位从中学时就开始接触相机、大学阶段就与同学一起组建摄影工作室的摄影爱好者而言，这家以生产无人机闻名的科技公司正是她憧憬已久的“梦想之地”。得到这份工作的当晚，她激动得失眠了一整夜。

一年半前，从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硕士毕业归国的麦雅成为J公司的产品运营实习生。来到儿时向往的城市，每日向电商平台的广大受众推送消息，在重大节日里经手千万级的流量……她在不到两个月的实习期内汲取着全新的工作经验，很快凭借出色的业绩顺利转正。

然而，站在今天回忆起初入职场的自己，麦雅说：“我后来才发现，自己原先对工作的看法太幼稚了。”

“加班”似乎是“大厂”的另一个关键词，刻印在诸多光鲜标签的反面，成为部分岗位工作轨迹中的必然。麦雅这样描述她对加班态度的转变：“第一次是新奇，第五次是努力，第十次是头大，后面就是生无可恋。”

第一次经历“双十一”加班后麦雅的朋友圈

与高强度加班相伴随的，是“忙而不乱”的高要求。“平台越大，项目越大，责任也就越大。”她记得那些靠咖啡“续命”的夜晚，高楼内密集的格子间依然灯火通明，她睁大疲惫的双眼，反复核对需要审核的上线内容——就在她正式入职后不久，一位产品经理刚刚因为疏忽向数万用户推送了一串乱码而被严重警告。

忙碌的背后，是被忽视的家庭与健康。

2017年，29岁的陈冰结婚成家，定居上海。不久后，他跳槽到A集团。这份新工作为他带来的除了更理想的薪酬，还有与妻子频繁的分离。“我名义上是上海的员工，但一周里有四五天都得在杭州工作。”两个工作地点之间不足2.5小时的车程，变成隔开陈冰与家的一道“天堑”：“在杭州天天住宾馆，平时10点上班，11点左右下班，有时候加班到凌晨三四点，回到宾馆里，只有我一个人，睡觉，被闹钟叫醒，再上班。”

如果与家人聚少离多的寂寞尚可忍受，身体健康的衰退则更让陈冰感到忧虑。不记得是哪天早晨，他在鼻腔的不适感中醒来，在纸巾上擦拭出暗红的血迹。这种情况从极少发生，逐步发展到一个月三四次。他试着用药，但医生告诉他，只要不改变几乎一天24小时都处在封闭空调房里的工作方式，病症就很难根治。流鼻血之外，腰背的酸痛感也时时提醒着他高强度工作对健康的折损。独自在宾馆与疼痛相伴的夜里，他产生了辞职的念头。

不过，并不是所有“大厂”都必然与“996”捆绑，同一企业的不同部门内，工作强度也可能迥然相异。对端木凌而言，在D公司的工作时长并不让人难以接受：上午9:00至10:30打卡上班，工作满9.5小时下班，只有在重大项目进入关键期时才需要紧急赶工。

“但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看上去有些“任性”的一句话，成为端木凌寻求改变的主要理由。学习市场专业出身，她更想从事市场营销相关的工作，但理想的企业与心仪的岗位不易兼得，在转岗颇具难度情况下，她将目光重新投向了自己的相机。

“这可不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想”与“做”之间，横亘着无法回避的“现实”。

“大厂光环”为陈冰的下一份工作提供了些许帮助，在A集团工作两年后，他接下了上海一家国企抛出的橄榄枝。但对更多人而言，在确认目的地可供安稳降落前，辞职并不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寻找新工作？继续求学？Gap一阵子？经历转岗却依然没有打消辞职念头的麦雅走到了职业生涯的岔口，最终在留美工作的男友支持下，计划到美国继续深造，为未来提供更多选择。

“下定决心只是第一步，之后的每一件事都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麦雅说，在尘埃落定前，岗位上的工作量并不会随一年后辞职留学的决定而减少。她照常工作、熬夜加班、处理职场人际关系，同时见缝插针地研究适合自己的专业、准备考试、选择学校、提交申请。

更需要细致规划的是辞职后的经济来源。麦雅出生在工薪阶层家庭，并不想为父母增添负担。“好在工作的一年半，我攒下了20万元，这多少给了我出国留学的底气。”麦雅说，为了在重归“无业”后能够支撑自己的生活，除清点存款之外，她也开始用心经营先前建立的自媒体账号，用知识经验等“干货”吸引受众，以期获取创作激励与广告收入；利用自己英语专八、日语N1的语言能力优势与曾经的海外硕士留学经历，她又开发了留学咨询、代写外语文书的副业，二者相加，足以保证她每月万元左右的收入。

麦雅的自媒体账号

从萌生辞职的念头，扩大收入来源，到最终获得美国东北大学的offer与奖学金，麦雅在忙碌中度过了一年的时间。2021年7月，她完成了最后一次“618”大促的收尾工作，清空自己的工位，交还工牌，与团队成员道别，飞往太平洋的另一端，开启了自己的重返校园之旅。

“从自信到绝望，再到打破重组”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三点十分，窗外的阳光很好，但是我还躺在床上。” 这是B站up主“赵十三的二三十”以“失败”作为关键词总结自己过去一年经历时的开场白。

2021年6月，赵十三从某互联网企业的技术岗位辞职，发布了在B站的第一个视频。在长达18分钟的连续讲述中，他分享了自己从清华大学硕士毕业后，如何在“大厂”的工作压力下不断内省，探索真正的自我，又如何决定辞职去当一名老师：“在这个人人内卷的时代，与其躺平，不如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但在12月这个晴朗的午后，经历数月碰壁的他在肉体和精神双重意义上“躺平”了。

在两个视频的400余条评论里，有人表达赵十三所作选择的不解，有人给予鼓励和建议，也有一些声音说：“好像看到了我自己。”自认为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才偏离原先的航行方向，却发现新的航道上也并非晴空万里——在辞职寻找理想生活的路上，受挫者绝非孤例。

2021年3月，端木凌向D公司递交了自己的辞职申请，成为一名自由摄影师。

这样的“任性”不是第一次。“上高中的第一天，老师对我们说，今天离高考还有1009天。当时我就决定离开这所我辛苦考上的、深圳最好的高中，去国外读书。”对这个26岁的青年人而言，“裸辞”是又一次心血来潮，也是个人观念下的必然。

离职的最初十天，端木凌感到自己获得了一场“解放”：可以睡到自然醒，然后读书、健身，而不必久坐在电脑前计算打卡时间；有闲暇自己烹饪美食，而不必在忙碌中下单油腻的外卖；可以自由地安排行程，用镜头定格自然风光，而不必因工作一再搁置旅行的计划……作为一名摄影师，她的收入来源并不单一：凭借多年积累的摄影经验与广受认可的作品，她时常能接到各类定制拍摄与重大活动的拍摄任务；作品上传至图片库后，也能带来持续的版权收益。

端木凌的摄影作品在荣耀手机发布会上被采用

然而端木凌很快发现，“自由职业其实是没有双休日的民工”。从替别人打工到为自己打工，要沟通协调的事只多不少。失去了“大厂”的庇护，曾经与各方对接工作的顺利，都被向甲方一次次推销自己的艰辛所取代；过去能与团队成员一同分担的繁重事务，如今只能自己面对与承担。辞职之初的新鲜感淡退后，焦虑接踵而至：有了多余的时间，我创造出新的价值了吗？付了这个月的房租，还上这个月的车贷，我还有多少结余？收入足以支撑眼前的生活，那么几年、十几年后的未来呢？

2021年年中，深圳遭遇了新一轮的疫情，端木凌在当地接到的两个定制拍摄任务不得不无限期推迟。收起拍摄设备回到独居的公寓，她突然对前路感到空前的迷茫。不确定的工作时间、不稳定的收入，在辞职三个月后，让端木凌从最初的满怀信心，到一步步陷入绝望。

将自己“打破重组”的契机始现于一次长途旅行。为了拍摄一组委托照片，她在短短几天之间，沿着“乌鲁木齐-阿勒泰-可可托海-武汉-上海”的路线，穿越了大半个中国。“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但是很亢奋，很爽。”端木凌说，这是一种在企业里工作时她从未想象过的生活，放在过去，哪怕在同样的时间里只要求完成这段旅程中十分之一的工作，她也难免会感到厌倦；但当名为“热爱”的情绪真正在心底绽放的时候，她分明从工作中汲取到了无尽的精力与不竭的创造力。

通过摄影，端木凌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她的照片获得微博年度风光奖，被印上网易年度日历，被百度选做壁纸，还得到过美国《国家地理》摄影大赛的认可。8月，一家知名手机厂商的HR找到端木凌，邀请她到公司新组建的部门负责手机影像相关的工作。

“一开始我觉得，肯定要拒绝啊。”摘下一座“大厂”的光环不久，找到了一种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她似乎无需再次进入另一堵“高墙”。但在了解岗位职责后，她又改变了自己的想法：“这份工作将会影响到千万级别的用户，这确实也是我想做的事，机会难得，不妨一试。”

“裸辞”半年后重回“大厂”，她并不觉得背弃了自己当初的决定：“这一次我完全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如果不喜欢，就再离开。”

“为什么一定要按既定的路径生活？”

告别了互联网公司的周璇，计划回到曾经奋战过的媒体行业。

打工人就地过年

“必须承认，过去我用一个月不停外采、拼命写稿的收入，才能勉强抵得上在‘大厂’的工资。”她说，不熟悉她的人似乎很难理解，何必放弃一份高薪工作，做好降低现有生活质量乃至舍弃很多其他可选性的准备，去寻找一些“可能根本找不到的东西”。

“为什么一定要按既定的路径生活？”在作出辞职决定前，她反复向自己发问。学生时代，周璇对自己的职业没有特别清晰的规划，受到父母师长的影响，她总觉得要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职业规划，要有事业，要往一个方向不停地精进。“到什么年龄做什么事”的默认规则，贯穿她人生的过去二十多年。

如今周璇27岁，单身，不急于结婚生子，没有买房计划，只要养活自己和猫。在没有太多负担和顾虑的情况下，她开始试着改变。

她先给自己划定了一个多月的“消费降级试行期”：“如果收入减半，我能正常生活下去吗？”她有意识地节省开支，翻出衣柜里没穿过的衣服，为护肤品找“平替”，杜绝没必要的冲动消费。最后发现，“不用非常精打细算，我也能过得很好”。在对自己的日常开支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后，周璇迎来的不是生活质量的下降，而是得以完全掌控自我的满足感。

多出的闲暇里，她做饭、画画，重拾那些在两点一线的生活中被消磨殆尽的爱好。她希望在剥离了工作身份后，自己不再只是一具“空壳”。

谈起未来，周璇说，两年多的疫情好像把普通人的一切都揉碎、重铸，行业的前景瞬息万变，很多曾经确定的未来目标也发生了动摇。“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后悔，总之先把眼前的生活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我有没有在逃避呢？可能有吧。”她笑了一下，“但是在原来的公司奋斗，升职，加薪，在那条‘主流’的路上被推着走，或许也是一种偷懒呢。”

对周璇们来说，告别“大厂”，不是为了“躺平”，而是为了寻找更适合自己的生活。

2021年的最后一天，入职新公司3个多月的端木凌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向一位遥远的陌生人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十几分钟后，她就要飞往新疆，在万米高空中告别几经转折的过去一年。

2022年的第一天，辞职半个月的周璇想起去年在云南听到的野生大象迁徙的故事，于是引用相关评论，写下对自己新一年的寄语：

“如今迁徙，也许只是为了寻找合适的栖息地……新年好。祝你健康，快乐，松弛。有空一起散步。气候和食物能支持多久，便走多久。”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周璇、陈冰、端木凌、麦雅均为化名。

公司与品牌名称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