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恭(恭弘=叶恭弘家军)


2.重实轻虚

蜀汉政权的创业集团出身草莽,以平民和寒门为主。

因此,蜀汉政权有着强烈的重实轻虚的倾向。一方面,重实干、重实利,这是三国之政权在乱世中赖以崛起的根本;另一方面,则是难以窥视大义虚名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冲锋陷阵、规划作战、刑法断狱等具体工作都能干得很好,但是探讨哲学和思辨、如何树立思想以引领家国、如何在大国间觥筹交错、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就非其所长了。或者换一个说法:他们善于做规则的执行者,不善于做规则的制定者。

蜀汉政权虽然口衔忠义,高喊“兴复汉室”,然而所作所为多有不符合忠君之表现。其所谓的“仁义”,也多是兄弟战友间狭隘的情义,基于自身经历和认识的对于百姓困苦生活的同情之心,一种多年正统教育下的规则执行者,而非洞悉乱世、在国家层面兴利除弊的普惠众生的大仁大义。

当年,刘备效力于曹操,参与了董承等人的衣带诏事件。刘备自立为汉中王时,曾提到:“(臣)与车骑将军董承同谋诛操,将安国家,克宁旧都。”——说明刘备是以之为政治资本的。但是从史料中透露出的事实却让人疑窦丛生。根据《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先主未出时,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先主未发。”——刘备最初并没有参与衣带诏密谋,董承来找他,他视而不见,就是不参加。后来因为与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曹操谓刘备为当世英雄,刘备立马有了反应,“遂与承及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子服等同谋。”——这就令其动机非常可疑。之后不久,刘备又溜出了许都。虽然史料含糊不清,但是刘备多半是主动申请的。鉴于当时曹操对于刘备的认识和提防,基本不可能将刘备纳入考虑的人选,独领一军。总之,根据史料记载推断,刘备非唯没有什么为国除贼的志向,先是不参与;后又因为受惊吓而参与,表明了其首鼠两端,机会主义,对于曹操也没有丝毫的惺惺相惜之情;最后还开溜了,置天子与国贼于不顾,对于曹操的斗争显然没有什么坚定性,趋于实利而已。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进兵包围成都,并派简雍劝降刘璋。当时城中尚有三万精良部队,粮食够支持一年,官吏百姓都想抵抗。刘璋因爱惜百姓而出城投降。刘备把刘璋迁至公安,并将财物归还于他,再佩振威将军印信。这个事情做得就有点不地道了。刘璋是一方诸侯,在尚有抵抗能力的时候因为顾念百姓而投降,又和刘备一样是汉室宗亲,刘备对刘璋任何追加封赏都没有,没有任何安抚措施,不但当时没有,之后也没有,就是把人赶到偏远的公安,把原来朝廷给的振威将军印信甩给人家,实在让人心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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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东吴占据荆州,得到了刘璋,刘璋被孙权任命为益州牧,居于秭归,就在益州边上呆着,仅仅呆着就足以恶心刘备了。《三国志-刘二牧传》记载:“璋卒,南中豪率雍闿据益郡反,附于吴。”将雍闿的造反放在刘璋的传记中,并置于“璋卒”之后,是否意味着刘璋不仅仅是呆着,还是发挥了作用的。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秋,刘备手下众臣劝谏刘备进位汉中王,并上表汉献帝,请他批准。起首劝进者为:平西将军都亭侯臣马超、左将军领长史镇军将军臣许靖、营司马臣庞羲、议曹从事中郎将军议中郎将臣射援、军师将军臣诸葛亮、荡寇将军汉寿亭侯臣关羽、征虏将军新亭侯臣张飞、征西将军臣黄忠、镇远将军臣赖恭、扬武将军臣法正、兴业将军臣李严。其中,除了马超是朝廷封的谏议大夫、偏将军、都亭侯(平西将军是刘备封的),关羽是朝廷封的汉寿亭侯(没有朝廷任命的官职),其他人的官位和爵位都是刘备封的。这个劝进的阵容可谓是非常的难看。如果劝进能够以刘璋领衔,无疑会好看的多。因为刘璋是朝廷正式任命的益州牧、振威将军,无论在官职还是爵位都在马超和关羽之上,更具代表性。而且刘璋曾经是一方诸侯,实打实的益州牧,无论如何也比庞羲和射援更具代表性和权威性。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十月,汉献帝禅位,曹丕加尊号,称魏文帝,改元黄初。而仅仅在六个月后的建安二十六年(公元221年)四月,刘备就在成都武担之南即皇帝位,改元章武。在这一段时间内,要挖空心思地制造祥瑞、寻找谶纬,要联名劝进,要准备典礼,要忙的事情不少。比如“襄阳男子张嘉、王休献玉玺”,这是从荆州远来的祥瑞(嗯,刻玉玺不要时间吗?),“黄龙见武阳赤水”事件先后两次建碑、立庙,都需要策划实施,都需要花费时间。总体来看,这次称帝还是比较匆忙的。

赖恭

相形之下,曹操的进逼之路就缓和的多,当然在一些人眼里即使这样也还是很操切的。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废除三公官职,恢复丞相并自任丞相;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曹操“参拜不名、剑履上殿”,如汉丞相萧何故事;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五月,册封曹操为魏公,加九锡、建魏国;七月,曹操建魏国社稷宗庙;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四月,册封曹操为魏王,邑三万户,位在诸侯王上,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以天子旒冕、车服、旌旗、礼乐郊祀天地,出入得称警跸,宗庙、祖、腊皆如汉制,王子皆为列侯;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十月,赐予曹操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曹操以五官中郎将曹丕为魏王太子。前后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最后依旧没有篡夺帝位。

不仅仅是曹操,曹丕接受禅让的时候也是做足了戏码,总共“四推三让”,仅第一次一推一让就回绝了臣子们的劝进五六次。全过程中,汉献帝下达让位善诏四次,臣僚上臣劝进表奏17次,曹丕表示谦让20次之后,曹丕最终才“不情不愿”地接受了禅位诏书。孙权更是多次实质性拒绝臣下的劝进,直到公元229年才瞅准机会称帝,足足比魏、蜀政权晚了八九年。而刘备只是简单回绝了一次劝进就接受称帝,这突出的显示出蜀汉政权务实的执政风格——这些虚招子就算了吧!

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礼仪不是什么虚招子,而是道德和秩序的外化。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崇尚王道绝不是什么徒有其表的面子工程,而是要统治中国这么一个幅员广阔、民情各异的大一统王朝,仅有物质的硬实力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强大的、各方认同的软实力和凝聚力。没有这一层软实力和凝聚力,庞大的国家分分钟就会四分五裂,“天子,兵马强壮者为之”。在三国这样一个乱世,被各方认同的软实力就显得尤为重要,虽然三国都没有做到。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是明末学士朱升向朱元璋进献的战略方针,这一策略对于刘备同样适用。虽然蜀汉群臣劝进刘备时举了刘秀的例子,但是刘秀的情况与刘备并不相同。刘秀的部下曾多次向刘秀劝进,但是刘秀一直没有答应。更始三年(公元25年),冯异、寇恂等报告在洛阳城外取胜的消息,诸将便借机再一次提议为刘秀上尊号,被刘秀拒绝。在南下洛阳途中,群臣又多次劝进,都被拒绝。刘秀坦陈心中的疑虑:“寇贼未平,四面受敌,何遽欲正号位乎?”直到耿纯点出了刘秀不称帝会让追随他的士大夫失望离心的道理后,刘秀才有意听从劝进,但是仍然没有答应。所顾虑者正是实力不足,而当时刘秀的境况比起刘备要强多了。刘秀当时占据十三州中的两州,雄踞河北,拥有独步天下的幽州铁骑,并向南延伸到豫州中心。而当时占据广大土地的更始帝是个傀儡皇帝,所部正与赤眉军打得火热,肉眼可见的衰落下去。耿弇分析道:"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乱,诸将擅命于畿内,贵戚纵横于都内。天子之命,不出城门,所在牧守,辄自迁易,百姓不知所从,士人莫敢自安。——今定河北,据天府之地。以义征伐,发号响应,天下可传檄而定。”其余各个军阀基本只有一州之地,偏居一隅。就是这样,刘秀依旧不愿意过早称帝,思虑再三。刘备呢?刚刚经历惨败,称帝的时候只剩下一个益州了,而最强大的敌人——曹魏政权实力数倍于他,此时他的称帝行为不像是刘秀,更像是宇文化及和李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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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势下,刘备是否要称帝最起码是很值得探讨的,孙权就审时度势,憋了八九年才称帝的。绝不是说汉献帝禅位曹丕,刘备就必须要称帝,这之间没有必然性联系,完全可以用其他的办法解决。比如遥尊汉献帝,指斥曹丕谋逆,发布讨贼檄文,就是很好的方法。像刘备这么急切的称帝,即使刘备是汉室宗亲,但是在谱系上来这么一个大横跳、置诸多大宗于不顾,也是非常不合适的行为,显得格局很小。说实话,这个时候刘备称帝猴急的样子,连对曹魏政权的篡位给予斥责的姿态都没有,实在让拥护他的人、心中还对故汉存有怀念的人有些寒心。

赖恭

对于刘备称帝一事,并非没有人劝阻。公元221年(章武元年),群臣商议想要推举刘备称帝,费诗上疏反对道:“殿下由于曹操父子逼迫天子并篡夺帝位,所以才客居万里之外,集合士卒大众,准备用以讨伐逆贼。今大敌尚未消灭,却先自立为帝,恐怕众人心中会感到疑惑啊。” ——于道义上很有见地,结果被贬官为永昌郡从事。根据《零陵先贤传》的记载,刘巴和雍茂也曾劝阻刘备称帝,结果雍茂被杀了。刘备在此事上的表现和刘备日常所展现出的仁义、忠义的人设完全不符,和刘秀的表现也天差地别。此时的刘备将自己缺乏远虑(你哪怕像刘秀一样好好考虑一下啊!),缺乏全面冷静理智地考虑问题的素质,善于做小事,缺乏大局观的缺陷展露无遗。

刘备在称帝一事上的操切,不但展现了刘备个人素质上的短板,也暴露出蜀汉政权长期隐藏的整体管理能力的缺失。

长久以来,以刘备为核心的蜀汉创业集团就习惯于刘备的个人统治。当刘备宕机后,蜀汉政权就仿佛瘫痪了一般。自取得汉中后,蜀汉政权就体现出整体管理能力的欠缺,行为极不协调。关羽在荆州独力北伐,还要防着孙吴,见不到与刘备的请示和互动,一力向北,逐步打脱了形;益州这边不发兵、不援助、不增派得力的干部,似乎音信传递也很成问题,却在全力忙着称王称帝;刘封、孟达等人在东三郡,也似乎像独立王国一样,不发兵、不增援、也不向益州大本营通报消息、诉说困难、提出建议性意见,刘备方面也没有命令传达下来;糜芳和士仁的投降也莫名其妙;刘备对于孟达的叛逃、东三郡的丢失也毫无反应,被动挨打。

主心骨暂时性失聪,又缺乏规范性制度性的协调管理,一时臻于极盛的蜀汉政权几乎面临亡国之灾,也几乎彻底失去了三造大汉的最好机会。

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刘备称帝后,准备征讨东吴。从事祭酒秦宓陈说天时不当,必难取胜。刘备大怒,欲杀秦宓。因诸葛亮及时求情,才保住性命,仅被下狱。这一时期的刘备性格非常乖张,一改往日宽仁的形象,动不动就杀人抓人,或许真的是一时得志,得意忘形。

而赵云也站出来反对伐吴,他说:“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操身虽毙,子丕篡盗,当因众心,早图关中,居河、渭上流以讨凶逆,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不应置魏,先与吴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也。”刘备不听,留下赵云督江州。参考前一次赵云进谏,阻止刘备将成都城内外的百姓房屋、园地、桑田作为战利品赏赐为诸将。这一次进谏,说不定也是给刘备递一个台阶,防止刘备因为与关羽的情义下不来台、拉不下脸,作出不符合理智的决定,然而这一回刘备没有顺这个台阶。

赖恭

无论是秦宓还是赵云说的都没错。一来,曹操是国贼,与曹魏的战争对于蜀汉来讲是事关大是大非的大仁大义;而与关羽复仇,不过是兄弟间的小仁小义。二来,当时全天下都在防着蜀汉政权攻打孙吴,各方都对此做了充分的准备,这个时候堂堂正正去伐吴,难道当全天下都是废物吗?

以情义为凝聚力的蜀汉武人集团,面对关羽的败亡,确实是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难题。伐吴则失信义于天下,不伐吴则失信义于兄弟,日后愧对诸将,队伍就不好带了,人心就稳不住了。

然而,明知从仁义大道到具体战略都存在问题,简单的伐吴就应该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主不可怒而兴师”,作战之前首先要做好庙算。我相信,总会有更佳的解决方案,办法总比问题多,但是需要沉下心来做好战略思考,既务好虚又务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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