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怀古刘禹锡(金陵怀古诗词刘禹锡)

还是上小学的时候，南京一家单位出了套《金陵名胜扑克牌》，那时候全彩全图片的扑克牌还很罕见，因此颇轰动了一下，当地几家文化类报刊也凑趣议论了好一阵子。

记得在这套扑克牌里，每张名胜图片上都题有一首古人描写该名胜的诗，图和题诗都是“工美大楼”里的书画家所作，显得颇为精美。一家媒体上有人撰文说，这些题诗中占比最多的是中唐诗人刘禹锡，总共有六首，即《金陵五题》（《台城》、《乌衣巷》、《石头城》、《生公讲堂》、《江令宅》）和《金陵怀古》，这篇撰文称赞刘禹锡是“南京地理图”、“把金陵城的历史古迹和人文掌故巧妙交融，令人印象深刻”。

我祖籍虽不是南京，却恰好生长在《金陵怀古》所描绘的南京城最早城镇遗址——位于今天朝天宫一带的越王勾践冶城脚下。稍稍在意南京掌故的本地人都很清楚，作为“南京城内第一城”，冶城当初是被选为“兵工厂”，专门为盛极一时的越王军队制作当年最出名的冷兵器——吴越剑、矛的，这样的一个所在，自然是地势较高、较为干燥的，绝不可能如刘禹锡《金陵怀古》第一句中所言“潮满冶城渚”，仿佛这里不但濒水，而且还靠着大江一般。

检索史料，发现自己所想不虚：自从三国东吴修筑石头城和建业城，本就是“南京城内第一城”的冶山就始终在城郭（指南京的主城）之内，除却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灭陈毁台城至杨吴太和四年（公元932年）间，南京因政治原因没有主城（只保留三国时的副城之一石头城）外，冶山即冶城遗址遗址一直被包在金陵主城的城垣之内，且距离城垣有一段距离（朝天宫距离最近的城门——水西门直线距离1.3公里），可以说，自有冶城之日起，就不存在什么“冶城渚”，也不可能在冶山或冶城看见江潮，就更不用说“潮满”了。这是任何一位熟悉金陵城掌故的人都不该犯的错，难道刘禹锡并不是“南京地理图”？

一点不错，刘禹锡虽然喜欢自称“少为江南客（出生于嘉兴）”，但一辈子就到过一次南京，且是行色匆匆的路过。

唐敬宗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冬，刘禹锡从和州刺史任上应招进京（实际上是去东都洛阳），改任主客郎中，当时从和州去洛阳，最舒适的路线是水路：先自和州沿长江东下至扬州，再沿运河直抵洛阳，刘禹锡正是循这条水路进京，并在途中路过了南京。这是这位在江南长到弱冠年纪（19岁）的“中山刘梦得”平生唯一一次南京之行。

由于是赶路，而且是要赶去做官（此前因为心血来潮写了首《玄都观桃花》，他的仕途已经多了许多波折，好不容易有机会结束地方官生涯，去做自己踌躇满志一心想当的京官，他的心情之迫切可想而知），刘禹锡在南京停留的时间必定是很仓促的——仓促到他都没能当场留下一首“游后感”的诗。前面提到的《金陵怀古》，是他抵达洛阳后补写的，此时距离其“金陵游”已过了好几个月。

《金陵怀古》是一首五律诗，全文不过四十个字，却不惮拥挤地塞进了四个金陵历史名胜：冶山冶城、江心蔡洲、谢石征虏亭和王导设幕的幕府山。这其中的蔡洲如今因江水改道已无踪迹，但唐代时应在长江中心，金陵城的上游位置；征虏亭在金陵城南，今天江宁区境内，如今离长江已经很远，但从多次实地到访的李白《夜下征虏亭》“船下广陵去，月明征虏亭；山花如袖颊，江火似流萤”印证，当时从上游乘坐江船去扬州（广陵），是可以在船上看到征虏亭的；而幕府山则正位于长江南岸、金陵城北。不难看出，刘禹锡的“金陵游”更像是一场“走船观花”，其“后补”的怀古诗，75%的景点都是坐在船上就能看见的，剩下25%还给写错了——这似乎可表明刘禹锡要么仅匆匆“到此一游”，要么索性连岸都没上，靠“脑补”凑了四个景点。

如此怀疑一位古代名人，难道不觉得有点过分促狭了么？

一点也不——因为“中山刘梦得”至少在写南京掌故方面，是一贯“脑补”的，事实上《金陵怀古》差不多是他唯一一首到过南京后才写的名诗了。

前面提到的《金陵五题》，是他在任和州刺史期间所写，这个时段是唐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24年）至唐敬宗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冬，而如前所叙，他要等卸任和州刺史、回洛阳任京官途中，才有机会亲眼目睹自己笔下那些金陵名胜（当然，同样如前所叙，他那唯一一次的金陵游是否真的亲身凭吊过诗中名胜，也是大可质疑的）。

刘禹锡还有一首和金陵有关、名气似乎更大的七律《西塞山怀古》，是写于自夔州（今重庆境内）调任和州刺史的长庆四年，其中的金陵掌故同样是靠“脑补”来写的。不过西塞山在湖北黄石江中，正处于夔州至和州间的江路上，尽管诗中写金陵掌故比重更大，却不便直斥“脑补”了，毕竟理论上人家咏的是西塞山，而不是诗中给人印象更深刻的石头城。

其实古代诗人常常采用诸如代拟、寄兴、比附等修辞手法，去描写自己未经之事、未过之处，以寄托自己的感情或意见，这和中国传统上将诗文看作“言志”的工具，认为只要满足“言志”、“寄托”的精神目的，其它一切都是可以接受的，《诗经》里很多各地民歌明明是如假包换的情歌，也不免在这种今人看上去很有些滑稽的思维定势下，被“脑补”成政治家或忧国忧民者“风风化化”的文学作品，诗中的情爱浪漫则被解读为“打个比方”，甚至“不嫉妒后妃贤达”，那么一旦这些如此理解《诗经》的人们自己写起诗来，自也不会将“脑补”创作当作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事实上刘禹锡自己就在《金陵五题》的序文中坦白承认“少为江南客而未游秣陵”——南京我真的没去过啊。同样是他本人，在短短的序文中解释说，自己是读到一位来访客人写的《金陵五题》“逌尔生思，欻然有得”，才一口气写出同题目的五首。从这个角度看，后人“误读”刘禹锡是“南京地理图”，实在不关作者本人什么事。

其实唐代诗人尚踵魏晋六朝之风，代拟之类今天觉得“别扭”的写作方法，在那个时代还有不少人喜欢，且认为是“诗歌传统”：这也并不错，《全唐诗》是以年代排序的，最初几卷中不乏虞世南、褚遂良、上官仪等位高权重政治家《奉诏嘲司花女》之类作品，而开建安文气之先的“三曹”之一、贵为皇帝的曹丕，其留存至今的几乎所有七言古风，都是假托女性第一人称（通常是怨妇）之口写的，这样的“脑补”在唐代都被认为是正常的甚至必须的（如不少学者就认为，曹丕所用过的乐府诗题《燕歌行》，就应该是体裁规定必须以女性第一人称口吻来写，而非曹丕自作主张异想天开才这样去写的，因为迄今同时代或稍晚的其它《燕歌行》都无一例外是“怨妇第一人称”），以今人的文学眼光去苛责刘禹锡“创作态度不端正”显然并不合适——我们要做的，只是不应再把刘禹锡误读为“南京地理图”，或用他那些“脑补诗”中的描述，去还原当时真实历史场景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