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汉(汉译英)

韩王韩信，这是一个在楚汉历史中非常特殊的存在。

为何特殊？

他的特殊就在于，他这辈子好像什么都干过，但又好像什么都没干过。

他当过王子，当过将军，当过太尉，自然也当过大王，此后还当过俘虏，之后又为王，接着投靠匈奴，成为反王，最后被俘虏斩杀。

以上，是他错综复杂的一生，但问题就在于，为何如此经历的一个人，在史书中却又很容易被人所忽视呢？

答案也不复杂，因为韩王韩信除了在被刘邦封王前曾有过“略定韩地十余城”的功绩外，在成为诸侯王后，史书中就没有再记录过任何有关于他的实质性功绩。这一点无论是在《史记》，还是在《汉书》中，都是如此。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被刘邦两度封王，并称赞其为“壮武”，韩王信所在的韩地也被刘邦评价为“天下劲兵处也”。

所以说，在讨论汉初有关韩王信反叛一事中，如果不先弄清楚韩王信的历史地位，就很难真正弄清楚他到底是因何而反，以及他的反叛到底意味着什么？

汉六年，皇帝刘邦在将帝国境内第一大诸侯王楚王韩信贬斥为淮阴侯后，就开始大刀阔斧的梳理帝国境内的诸侯割据问题。

其中首先就是一连册封了荆王刘贾，楚王刘交，代王刘喜和齐王刘肥等四大同姓诸侯王。

当然了，说到这四位同姓诸侯王的册封，其实也和韩王韩信有关。

春正月丙午，韩王信等奏请以故东阳郡、鄣郡、吴郡五十三县立刘贾为荆王；以砀郡、薛郡、郯郡三十六县立弟文信君交为楚王；壬子，以云中、雁门、代郡五十三县立兄宜信侯喜为代王；以胶东、胶西、临淄、济北、博阳、城阳郡七十三县立子肥为齐王。《汉书·高帝纪》

如上记载，这四大诸侯王得以分封，还是由韩王韩信领头主动请奏的。而再想到之前刘邦反攻三秦之前，也是由韩王韩信率先进言的：

沛公为汉王，信从入汉中，乃说汉王曰：“项王王诸将，王独居此，迁也。士卒皆山东人，竦而望归，及其蜂东乡，可以争天下。”《汉书·韩王信传》

所以说，韩王韩信对于刘邦而言，其实一直以来都有一种急先锋的作用。尤其是在涉及到国家政策大幅度调整的时候，韩王韩信屡次以带头人的方式主动进言，一方面代表了刘邦对于韩王信的一种信任，另外一方面也代表了韩王信在刘邦下属的阵营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

下面我们再看韩王信没有进言前的帝国境内诸侯分布情况：

（上图非标准图，大致等于当时诸侯分布情况）

如图所示，在楚王韩信尚未被贬之时，七大异姓诸侯国几乎占据了大半的帝国疆土。

那么在楚王韩信被贬，韩王韩信进言后的诸侯分布情况又是如何呢？

（上图非标准图，大致等于当时诸侯分布情况）

如图所示，原有最大的韩信楚国不仅国土缩小，而且还分裂为了楚和荆两个刘姓诸侯国，分别为楚王刘交和荆王刘贾持有；而之前独悬东部的齐地则重新被设置为诸侯国，由皇长子刘肥持有；再更北方的代地，则设立代国，由代王刘喜持有。

如此一来，原本勉强可以守望相助的七大诸侯国，不仅少了一个，而且还被另外四大同姓诸侯国与汉中央所分割包围：

（上图非标准图，大致等于当时诸侯分布情况）

如图所示，六大诸侯国只有北方的燕、赵和南方的淮南、长沙可以直接连接，至于中间的两个韩国和梁国则彻底被分割包围。

而这里面论局势之恶劣，无疑最为险峻的就是完全被汉中央所属郡县所包围的韩国。

所以不出意外的就是，以刘邦为首的汉廷中央除了设立四大同姓诸侯王外，之后首要修理的就是几乎没有任何反抗之力的韩王韩信。

以太原郡三十一县为韩国，徙韩王信都晋阳。《汉书·高帝纪》

如史书记载，刘邦并没有太多犹豫，直接就把位于汉帝国中央腹地的韩国迁到了代地以南的太原郡一带。

当然了，刘邦还是找了一个理由：

徙信以备胡，都晋阳。《汉书·韩王信传》

“备胡”？何谓“备胡”，这里的胡自然就是指的匈奴。

其实如果从地图中来看，汉帝国最北方的诸侯国是代国，绝非是此时已经被设立为韩国的太原郡。

那么问题来了，即使匈奴想要南侵，不是也要先越过北方的代国，才能抵达太原一带的韩国吗？

关于这一点，史书中并没有进行详细解说，只是从韩王信口述中描述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信上书曰：“国被边，匈奴数入，晋阳去塞远，请治马邑。”上许之。《汉书·韩王信传》

按照韩王信所言，当时匈奴对边塞的进攻之势态非常严峻，但晋阳却离边境有点远，所以韩王信特此请命将治所移到马邑。

那么我们再看地图，马邑又在哪里？

如图所示，此时的马邑为代国境内雁门郡下属县邑。

所以从地图中来看，韩王信自愿从远离边塞的晋阳城到靠近边境地区的马邑城，可见此时的韩王信是多么赤胆忠心。

毕竟皇帝刘邦之所以将韩王信迁移到马邑，无非就是想占据原来韩国所在的颍川郡，但又怕韩王信不愿，所以才特意将韩王信放在远离边塞的太原郡，还美其名曰为“备胡”。

但韩王信却仿佛是毫无知觉一样，一心报国，并且还真的准备和匈奴大战一场。

那么问题就来了，韩王信究竟要干嘛？他果真是一个赤胆忠心的忠义之人吗？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此时的代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按照之前刘邦所分封的结果是“以云中、雁门、代郡五十三县立兄宜信侯喜为代王”，那么毫无疑问，此时马邑所在的雁门郡就是代王刘喜的地盘。如果说韩王信把治所移到了雁门郡，那么还要代王刘喜干嘛？

高帝立仲为代王。匈奴攻代，仲不能坚守，弃国间行，走雒阳，自归，天子不忍致法，废为合阳侯。《汉书·荆燕吴传》

按照这里的记载说，刘邦册立刘仲为代王后，匈奴进攻代国，刘仲舍弃代国私自逃到洛阳，然后便被刘邦废为了合阳侯。

如此请问，刘仲又是何时弃掉代国的？

（汉七年）十二月，上还过赵，不礼赵王。是月，匈奴攻代，代王喜弃国，自归雒阳，赦为合阳侯。辛卯，立子如意为代王。《汉书·高帝纪》

再按这里的记载，显然刘喜放弃代国的时间为汉七年十二月，而韩王信请求入驻雁门郡则是发生在汉六年。所以毫无疑问，此时的代国依然存在，并且代王刘喜依然在代地镇守。

所以既然代国有王，为何刘邦还允许韩王信入驻代国的马邑呢？

而且更为重要的就是，为何就在韩王信入驻马邑后一段时间，马邑便遭到了匈奴人的大举围攻呢？

还是说，所谓的“以云中、雁门、代郡五十三县立兄宜信侯喜为代王”其实就只是一句空话，事实上整个代地已经沦为了匈奴人的牧场了吗？

毕竟就算是马邑，事实上也是属于相对远离边境的地区：

那么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再看韩王信抵达马邑后的情况：

按史书记载，韩王信是在汉六年春正月带军进驻太原郡的，那么其请示进驻马邑的时间，最快也得到汉六年二月。

而韩王信驻守马邑被围是发生在秋季：

秋，匈奴冒顿大入围信，信数使使胡求和解。《汉书·韩王信传》

如史书记载，汉六年秋，冒顿率部大举入侵，并包围韩王信所驻扎的马邑。

这里之所以认为匈奴包围的是马邑，是结合之后刘邦给韩王信的书信中记录的“寇攻马邑”得以获悉的。

当时的秋季，是指的七八九月份。那么就按最早的七月份来计算，则从韩王信最早二月入驻马邑，到匈奴七月突破汉塞包围马邑，总计差不多也有将近半年时间。

这半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以至于整个代国的雁门郡几乎都沦为了匈奴的牧场，而作为北境除代王刘喜外的最高军队统帅，韩王信的驻地马邑也遭到了匈奴人的大举围攻。

对此虽然史书中没有记载，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那就是代国肯定是出了很严重的问题。

以至于匈奴甚至放弃明显更好打的代国，或者说是无视拥有重兵的代国，直接对进驻雁门郡的韩王信发起了疯狂进攻。

毕竟按照之后在没有韩王信的情况下，代王刘喜直接就弃国而逃，摆明了代王刘喜就绝非是那种可以对抗匈奴的人。

综上所述，虽然史书中没有记载，但是按照后来刘邦给予陈豨所谓“以赵相国将监赵、代边，边兵皆属焉”的权限，那么毫无疑问，韩王韩信作为身份和地位更高的存在，应该也是有着节制韩、代二国兵权的能力。

或者说，正因为有此权力，韩王信才可以向刘邦请示进驻代国雁门郡，直接参与对匈作战。而刘邦也正因为代王刘喜的无能，遂同意了韩王信的请求，并允许其节制代国部分军队，至少是可以节制雁门郡的军队，否则韩王信进驻雁门郡也是无力的。

虽然对于这种观点目前并无史书记载证明，但是根据后来发生的情况，还是勉强可以作为推论存在的。

而被刘邦称作“壮武”的韩王信在成功拿到雁门郡军政大权后，遂也充满志气，准备与匈奴大战一场。

所以也正因为韩王信的强大反攻态势，才让冒顿单于将韩王信视为了眼中钉肉中刺，于是便将重点打击方向放到了韩王信这里。

遗憾的是，在长达半年的角逐中，韩王信虽然手握两郡军政大权，但在没有汉中央的支援下，开始逐渐落入下风。

而在这期间，相信韩王信应该是向汉中央请求过支援，但是大概率上，当时的汉中央并没有过任何理睬。所以自知不敌的韩王信，才开始尝试不断派出使者与匈奴和谈，如此也就是史书中记录的“信数使使胡求和解”。

本来韩王信与匈奴应该是就要达成和谈协议了，按说这样也挺好。可没想到韩王信要了几个月的援兵，早不来晚不来，恰恰就在达成和谈的时候来了。

汉发兵救之，疑信数间使，有二心。《汉书·韩王信传》

对于这次来援助韩王信的援兵是由谁带领的，史书中也没有记载。但根据这里的记录，与其说是援兵，还不如说是来监督韩王信的。此次到来的援兵不仅不因为韩王信守住了马邑而开心，反倒是因为韩王信私自与匈奴媾和而怀疑韩王信有二心，并直接发信给皇帝刘邦进行举报。

于是，在可能了解也可能是不了解的情况下，刘邦单方面的听信了援兵的看法，遂直接发文斥责韩王信：

上赐信书责让之曰：“专死不勇，专生不任，寇攻马邑，君王力不足以坚守乎？安危丰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责于君王。”《汉书·韩王信传》

刘邦此次的斥责，严不严厉另说，但肯定是不客观的。尤其是这句“君王力不足以坚守乎”的质问，什么叫做你韩王信的力量难道不足以坚守城池吗？这就明显是偏听偏信了。

韩王信如果是真的胆小怕事，又何必主动请命从晋阳移兵到马邑驻守呢？再说什么叫做“专死不勇，专生不任”，韩王信若果真是有勇无谋，又岂会一边打一边谈，从而稳住了局面？

至于后面两句“安危丰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责于君王”，更是刘邦单纯的发泄情绪。

可以说，刘邦的这封信，只能代表一点，他对韩王信已经没有了基本的信任。否则在没有了解具体情况下，在韩王信还没有真的兵败丧城之时，上来就是各种责备，是很没有道理的。

当然了，刘邦虽然一时无脑，但这也确实不是韩王信就可以造反的理由。然而遗憾的是，历史上的韩王信偏偏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反了。

信得书，恐诛，因与匈奴约共攻汉，以马邑降胡，击太原。《汉书·韩王信传》

面对刘邦的指责，韩王信几乎没有犹豫，便与匈奴真的联合起来，反击汉军了。

从这里其实也能看出，韩王信也算是被匈奴给策反的。只是谁也不知道韩王信的使者和匈奴的使者到底进行了什么样的沟通，但肯定是因此让韩王信对匈奴没有了太大的恐惧之心，反而是让他有了一种战略上的选择权。换言之就是，原本只能背靠大汉殊死一战的韩王信，顿时之间居然也有了选择的余地，不一定非要殊死一战，在战局不妙的情况下，韩王信也能在汉与匈奴之间进行选择，从而保全自己。

当然了，匈奴之所以能够说服韩王信，应该也和刘邦对异姓诸侯王的各种苛刻要求有关。这里就不说帝国建立还没两年，七大异姓诸侯王就有两个被废掉了（燕王臧荼被杀和楚王韩信被废），单就他韩王信殊死作战半年多，没见汉军多少支援，只见汉军各种猜忌和监视。

所以那个从秦二世三年起就跟随刘邦作战的韩王信，那个经历过无数磨难并两度封王的韩王信，那个曾经被项羽俘虏后死里逃生的韩王信，再也不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别人了。而是在仅仅看到刘邦的一封责骂书信后，就毅然决然的起兵反叛了。

可以说，韩王信的反叛对于刘邦来说应该也是非常震惊的。虽然史书中没有记录过刘邦对于韩王信反叛的态度，但是作为刘邦分封的第一个诸侯王，并且跟随刘邦时，刘邦连汉王都不是，说是刘邦真正意义上的从龙之臣也没错。甚至于可以说，韩王信对于刘邦的亲密程度在异姓王中都是仅次于燕王卢绾的。所以刘邦对于韩王信的反叛，是不可能没有任何态度的。

同时再从整个帝国内部而言，这也是汉帝国建立后第一起真正意义上的边境将领起兵造反事件。汉五年的燕王臧荼反叛虽然也算，但那既没有反叛过程，也没有燕王臧荼一方的说法，完全就是汉帝国单方面的认定，然后不到一两个月就平叛了。

另外燕王臧荼也是项羽封的诸侯王，虽然后来得到了刘邦的认可，但这肯定和韩王信不一样。韩王信虽然是诸侯王，但却一直以汉将自居，甚至还一度是此时在刘邦身边的那个首席谋士陈平的顶级上司，与汉军中主要将领的关系也颇为复杂。

所以说，韩王信的反叛，一定程度上说，也意味着汉帝国内部军方各大派系的彻底分裂和散架。以至于之后刘邦越来越难以信任那些非嫡系的汉军将领了，即使是勉强重用了一些非嫡系将领，但那些将领也无法真的相信刘邦会信任他们了。

当然了，从上帝视角来看，汉帝国之后持续六年的内战，也确实就是由韩王信引起的，他这一反，整个汉帝国确实是要乱成一锅粥了。

至于这次内战是否就是由刘邦故意引起的，笔者个人觉得还是不至于。韩王信毕竟不是楚王韩信，也不是燕王臧荼，而是刘邦一手带起来的大将，否则刘邦也不会如此重用韩王信。当然了，刘邦怀疑韩王信是肯定的，怎么可能不怀疑呢？但要说刘邦是故意激反韩王信，那是没有道理的。

只能说刘邦和韩王信二人他们都错误的评估了对方，亦或者说时代早就变了。

当年的韩王信就只是一个看上去很普通的“韩襄王孽孙”，当然也是一个被刘邦看好的未来将星。所以他们一个是良将，一个是明君，自然就能相得益彰，甚至于哪怕韩王信被俘虏了，刘邦也一样信任他。然而随着刘邦的君临天下，随着韩王信的镇守一方，他们二人早就已经不是曾经那种相扶相持的患难关系了，而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独裁君主与裂土为疆臣子的关系。

所以君主必然会怀疑这个手握重兵的臣子是否会谋反，而手握重兵的臣子自然也会质疑他会不会成为另外一个“飞鸟尽，良弓藏”的淮阴侯呢？

尤其是他们各自还有一众心腹下属，若是韩王信造反成功，岂不是刘邦的党羽都要身死族灭吗？反过来若是刘邦处理了韩王信，那韩王信的亲信们不也会遭到清算吗？所以双方的下属自然也会为了维护他们两个领头人的地位而不断的进言各种不利于对方的说辞，于是原本英明神武的刘邦就成了那个被迫偏听偏信的庸主，而原本忠肝义胆的韩王信也就被迫成了背信弃义的叛将。

他们谁都没有做错什么，只能说他们都被时代所左右着前进。

于是接下来他们二人要面对的，自然就是更加疯狂的战争，因为他们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了。